第一次，方家四口整整齐齐地过年。
    也是第一次，方家的年夜饭如此丰盛。
    过年才特供的花生瓜子糖块，猪肉白菜馅的饺子、油炸带鱼、咯吱盒，还有陕北乡亲送给方言的鸡蛋做成的煎鸡蛋。
    桌上，甚至摆着8毛一斤的零拷白酒。
    “你们俩也大了。”
    “今儿过年，都陪妈喝点酒吧。”
    杨霞先给方援朝遗像下面的杯子倒满，接着给方言、方红倒上酒。
    “妈，姐，小妹，新年快乐，干杯。”
    方言举起饭缸子。
    “干杯！！”
    众人有样学样，“哐当”碰杯。
    方燕喝了口麦乳精，“哥，为什么要把这个煎鸡蛋，盖在炸带鱼上面？”
    “这是你哥的一个夙愿。”
    方言道：“我插队的时候，日子紧巴巴的，整个大队过完年、走亲戚，每家每户都会端上这样的菜，咸鱼或许不是带鱼，但肯定有鱼，不过，只能吃鸡蛋，绝对不能吃鱼。”
    “为什么？”方燕诧异道。
    “因为这条鱼是借来的，整個大队，可能就这一条鱼，谁家来了客人，就借到谁家，然后在外面裹上鸡蛋，等鸡蛋吃完，就得赶紧把鱼往下一家送。”方言道，“有时候我看着嘴馋，可一想把鱼吃了，还怎么归还啊？”
    包括方燕在内的三人面面相觑。
    “是不是很惊讶？”
    方言摸了摸方燕的头，嘴角上扬。
    “现在不用馋了，吃鱼，年年有余！”
    杨霞心疼不已，不断地往他碗里夹鱼肉。
    四人欢天喜地地吃完团年饭，杯盘狼藉，忙活忙活，差不多到了守岁的时候。
    屋外，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隔了很多年，终于又听到了鞭炮声。
    那段火红日子，讲究移风易俗过春节。
    不准放鞭炮、不准滚龙舞狮，甚至搞出个“十不”，不接财神、不送灶君、不供天地、不贴门神、不烧香、不烧纸、不磕头、不上庙、不写春联，主打一个破除封建迷信。
    “砰！”
    “啪啪啪！”
    此时，方红陪着方燕在胡同里放鞭炮。
    方言呆在屋里，脸上微醺，和杨霞围着火炉，唠家常来打发时间，收音机播放着《红灯记》里“光辉照儿永向前”那段的钢琴伴唱。
    毕竟，虽然央妈在78年就复播了春晚，可家里又没有电视，根本没法收看。
    “妈，我去洗洗睡了。”
    方言打了声哈欠，站起身来。
    “岩子，你等等，先跟妈来趟屋里。”
    杨霞关掉收音机。
    方言看她神情严肃，心里不免疑惑，跟着来到她的房间，就见她锁上了门，神神秘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票和一捆钱。
    “这些你拿着。”
    “妈，这是什么……凤凰牌的自行车票！”
    “你小点声点。”
    “妈，这票您从哪里弄来的？”
    方言顿时睡意全无。
    这年头，一张自行车票绝对是宝贝。
    70年代买自行车是各单位领到券，然后组织职工抓阄，谁抓上，谁就可以买。
    80年代不需要抓阄了，但是也不能随便买，需要工业券才可以买。
    少说十几张工业券才抵一张自行车票。
    偏偏这种工业券，只有挣工资的在职职工才有，每人每年到手的也不多，普通民众就更没有了，可是结婚，恰恰又少不了自行车。
    就像前世，要有车有房有存款。
    这年头是既要36条腿，又要三转一响，也就是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和自行车。
    以至于哪户人家假如结婚，都要托关系去借、去买工业券，甚至为了一张提货的“白条”，不惜重金求购，但依旧一券难求。
    “你姐不是评上了劳模和先进嘛，这是厂里年底给的奖励。”杨霞笑道，“正好伱挣了一大笔稿费，再添个几块钱，就能去提车了。”
    “我姐的？”
    方言恍然大悟，“那不行，我不能要！”
    “这是你姐跟我商量的，就当作你参加工作的礼物。”杨霞说。“年后你就要去《燕京文艺》上班，总不能走着去西长安大街吧。”
    “不用，我弄张公交月票就行了。”
    方言摆了摆手。
    “花这个冤枉钱干什么！公交月票要三四块钱，一年就是三四十块，这钱要是不花，攒个四五年，又能再买一辆凤凰牌！”
    杨霞没好气地白了眼。
    方言虽然很眼馋凤凰牌自行车，这可相当于自行车里的劳斯莱斯，但还是摇头婉拒。
    “你这孩子，有辆自行车，多方便。”
    杨霞道：“坐公交，万一赶不上呢？”
    方言不以为然，“妈，您是不知道我那个单位，就这么说吧，编辑部里平常根本见不着人，我就算迟到个把小时，也是第一个到。”
    “人家那是老同志，是固定工。”
    杨霞幽怨道：“你呢！你是合同工，不好好表现，小心别人不给你转正。”
    方言说：“妈，您就放心吧，至于这张票嘛，还给姐吧，她也没有自行车。”
    “这票就是你姐给你的，她的意思是你上班的地儿都是文化人，接触的人也是，你有辆凤凰牌当门面，人也能体面。”
    杨霞作势要把钱和票塞到他手里。
    方言不接，“姐姐没车，弟弟有车，这车还是拿姐姐的票买的，怎么能叫‘体面’呢？”
    “放心，没有外人知道这票是你姐的。”
    杨霞眼里闪过一丝愧疚。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给这票的领导不知道吗？姐的工友，像苏雅能不知道吗？就算他们不知道，我总不能自己装作不知道。”
    方言把她的手推了回去，“妈，就像我不能委屈姐跟吕大成那孙子处对象，我也不能占了姐好不容易得来的票，还是她先买车吧。”
    “你怎么那么倔呢，这是你姐的心意……”
    杨霞皱了皱眉。
    “妈，姐其实是为了补偿我。”
    “补、补偿？”
    “对，自行车票是，说亲处对象那次也是，姐一直觉得亏欠我，顶爸这个班，是抢了我的，我这些年的下乡，也是在替她受苦。”
    方言不禁感慨，上辈子也是到了方红离婚的时候，她才跟自己这个弟弟袒露心扉。
    “她怎么能这么想呢！”
    杨霞错愕不已。
    “可不是嘛，所以这张自行车票，我虽然很想要，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收。”
    方言扬起一抹释怀的微笑。
    “可是……”
    杨霞变得犹犹豫豫。
    “妈，要不这样，我的稿费我自己拿着，至于自行车，我自己想办法弄一辆。”
    方言拿着钱点了点，一共180元，从里面抽出了18块，递了回去，“就这么说定了！”
    “你给我站住，站住。”
    杨霞回过神来，“这孩子！你没票没券，你怎么买自行车啊！”
    “我自有办法。”
    方言离开之后，洗脸洗脚，躺在床上。
    本来打算买个电视机，现在计划有变。
    买个自行车，倒也不错。
    不过没有票、没有券，这会儿也好像没有外汇券，到底上哪儿弄自行车呢?
    想着想着，方言不知不觉地睡去。
    就这样，1980年的春节过去了……
    （ps：1980年4月1日国内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