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章 农耕文明的畜牧业
    一场河套战役打下来，最该高兴地刘荣，反而成了长安朝堂内外最淡定的那个人。
    但除了刘荣，以及心里多少有些别扭的窦老太后外，整个长安，几乎就再也找不到第三个不因河套战役，而欢呼雀跃的人了。
    ——天子荣新元二年，冬十月二十，河套-马邑战役正式落下帷幕！
    在河套，汉匈双方以大河为界，分别于大河以北的高阙，以及大河以南的博望城对峙。
    只是凛冬将至，饶是再怎么不甘于河套失守、再怎么想把河套夺回来，军臣也不得不下令止战，一切，都等开春之后再说。
    高阙的匈奴人暂时放弃对河套的觊觎，或者说不甘，榆侯栾布、弓高侯韩颓当等北地方面军将领，自也是乐得轻松。
    一边有条不紊的安排着河套地区北方防线，一边配合着长安朝堂派去的官吏，按照长安朝堂的指示，正式开启了汉家对河套地区的‘消化’。
    这件事，长安朝堂虽然很快便拿出了方案，却也是进行了一阵极高频率的争论。
    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汉家得到河套之后，究竟应该发挥农耕文明的优势，将河套化为又一个巴蜀天府粮仓，还是维持现状，让河套继续保持草原地貌，并以畜牧业作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模式。
    长安朝堂会有这样的争论，其实也算得上是情有可原。
    ——不同于曾拥有过河套，甚至曾直接统治游牧民族：义渠人，并对草原保持相当程度掌控的嬴秦：如今汉室，自太祖高皇帝鼎立国祚以来，至今都还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议题。
    游牧民族如何安置？
    草原如何利用？
    畜牧业如何发展？
    这一系列关于草原——尤其是和河套息息相关的命题，是有汉以来都不曾出现，甚至都不曾有人畅想过的。
    那汉家朝堂中央，对草原、对畜牧业是個什么态度？
    举个非常浅显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汉武大帝北逐匈奴，扬汉国威之时，汉家已经不再缺马了。
    非但不缺战马、骑兵，甚至还操练出了被史家赞为‘一汉当五胡’的精锐骑兵！
    但在汉武大帝重振华夏雄风前，时间往前推不过十几二十年，汉家却依旧饱受战马奇缺，以至于无法组建骑兵集群、耕牛奇缺，以至于牛耕非但无法推展开，反而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倒退的尴尬处境。
    很显然，在这一前一后两个巨大反差之间，必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原本牧畜奇缺的汉家，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了汉武大帝掌权时期，动不动能拉出十几二十万骑兵部队的‘狗大户’。
    而这一改变，其实就是汉家自太宗孝文皇帝时起——或者说是贯穿整个文景之治，都在坚持不懈的在北方边墙，斥重金兴建马苑。
    太宗皇帝年间，汉家国库空虚，虽然百姓民得以休养生息，但国家经济还没有缓过劲来；
    所以，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间，汉家在北方边墙、草原与中原交接处，仅仅只是兴建了区区七座马邑。
    这七座马苑，于太宗皇帝晚年，便开始以每年上百匹的速度，细水长流的出栏战马；
    到如今刘荣在位，这七座马苑每年，总计能出栏超过五百匹战马，来为汉家的骑兵部队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每年五百匹，看似不多；
    但考虑到如今汉家，满打满算，刮锅底都只能刮出万把骑兵，每年五百匹战马，其实已经不少了。
    再者，汉家也不是只有这七座马苑、只有这每年五百匹战马出来。
    ——历史上，整个文景之治，汉家总共在北方边墙，兴建了足足三十六处马苑！
    去掉太宗皇帝那七处，单就是孝景一朝，便兴建了足足二十九处！
    也正是凭借这三十六处兴建于文景年间，每年能稳定出栏数千匹战马的马苑，历史上的汉武大帝，才能在那短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将汉家军队从原本的纯步兵集群，进化为步、骑合理混编的综合化部队。
    而在这个时间线，由于刘荣这个小蝴蝶煽动的翅膀，孝景皇帝较之原历史时间线，在位时间少了足足十年。
    相应的，原本应该在汉景帝在位期间兴建完成的二十七处马苑，也就大幅缩水为八处。
    没办法；
    在这个时间线，孝景皇帝仅仅只在位六年，便安心的将刘汉社稷丢给了刘荣。
    而在这六年时间的前半段，孝景皇帝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晁错那纸《削藩策》，以及削藩引发的吴楚之乱上。
    等吴楚乱平，孝景皇帝才刚沉下心，想要甩开膀子搞点成绩，紧接着就是身体出了问题；
    不得已让刘荣太子监国三年，待刘荣基本羽翼丰满，孝景皇帝便也不再眷恋人间，就此撒手人寰……
    真要说起来，孝景皇帝年间建成的那八座马苑，其中有足足六座，还是刘荣太子监国时期立项的呢！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孝景皇帝过早驾崩，以至于原历史上，汉家于文景年间兴建的三十六处马苑，大幅缩水为相宰的十五处，对于汉家的骑兵部队建设，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拿最笨的办法做个数学题：三十六处马苑，让汉武大帝费了至少十五年时间，才建成了足以和匈奴人匹敌的骑兵集群；
    现在这十五处，连原历史上的一半都不到，那刘荣理论上，就需要费三十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将骑兵部队建设进度，推到历史上，汉武大帝开战初期的水平。
    当然，这仅仅只是理论上。
    事实却是：在拥有了河套之后，别说是原历史时间线上，支撑汉家完成骑兵部队建设的三十六处马苑了；
    ——就连如今，汉家已经建成的那十五处马苑，刘荣都已经不稀罕了！
    究其原因，也恰恰是这些兴建于文、景二帝在位期间的马苑，将汉家对草原、对畜牧业的态度，完完整整的展现在了当世人，乃至后世人的面前。
    马苑，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块封闭区域。一如先孝景皇帝的太子私苑：思贤苑，又或是刘荣的博望苑那般，四四方方一块地方，被木栅栏围起来，其内有马厩、马棚，已经储存草料饲料的仓库之类。
    就拿刘荣认知中，边墙诸苑最为典型的：雁门苑来举例；
    作为汉家第一座由官方、由长安中央全资兴建，并由太仆衙门管辖的马苑，雁门苑占地东西、南北各五里。
    占地面积，基本等同于刘荣的未央宫。
    该苑于太宗皇帝前元四年兴建，距今已有足足三十年的历史。
    兴建之初，长安朝堂为兴建雁门苑，由相府国库、少府内帑分别向太仆拨款三千万钱——共计六千万钱作为启动资金。
    并且马苑的建筑材料、匠人，都由少府承担，所需人力则由相府征发民役。
    换而言之：那六千万钱的启动资金，几乎完全是朝堂给太仆拨的买马专项款。
    最终，彼时的太仆夏侯婴也不负众望，用那六千万钱启动资金，为雁门苑买入了三匹珍贵种马，以及数十匹良种母马。
    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无论太宗皇帝一朝，还是孝景皇帝在位，长安朝堂都是以两到三年一次的频率，每次至少千万钱的今额，向雁门苑在内的诸多马苑拨款，以加快汉家的骑兵部队建设进程。
    时至今日，算上最开始六千万钱启动资金，单就是一颗雁门苑，就费了汉家至少两万万钱的专项拨款！
    其余人工、材料，又或是草料饲料之类，更是完全没有计算在内——不是少府在帮衬，就是相府收上来的‘刍藁税’，来供给诸马苑作为马匹草饲料。
    三十年的时间，超过两万万钱的装箱拨款，以及几乎同等价值的材料、人工投入，究竟让雁门苑，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呢？
    刘荣知道。
    根据刘荣所掌握的数据，雁门苑如今，总共有十三匹每一匹都价值千金的种马，总价值在一万万钱以上；
    有良种母马共四百一十余匹，平均单价大致在六十万至八十万钱一匹，总价值大约在三万万钱上下。
    除此之外，便是自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二年至今，总共十一年的时间，共计出栏战马六百余匹，驽马上千匹，总价值高达八万万钱以上！
    这么一笔账算下来，雁门苑这三十年，非但是为汉家带来了相当庞大的财富，而且这庞大财富，是汉家原本无法培养、拥有的战略物资：战马。
    三十年，四万万钱的投入，最终创造了超十万万钱的价值，雁门苑的模式，无疑是合格的。
    至少从汉家现阶段，对畜牧业的固有认知来看，雁门苑这三十年，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宗庙社稷的三十年。
    但倘若将雁门苑这三十年的经历，说给草原上任何一个游牧之民听，恐怕十个人里八个都会说：三十年，几万万钱，才几百匹战马？
    ——汉官贪污都这么狠的吗！
    ——不贪零头贪大头？！
    不能怪草原游牧之民，对汉家官员有如此刻板印象；
    而是在草原，事实确实如此。
    一个部族，或者说是一个家庭，有一个青壮作为家主，三五个女人来负责琐事，再有三五奴隶，以及羊十只，牛两头，马一匹，便已经可以勉强温饱。
    而这样一个部族或者说家庭，只要没有重大的天灾、人祸，任由其在草原发展壮大的话，最多不超过五年，就能成长为一个人口数千，马上万、牛数万，羊十数万的中型部族！
    虽然这个‘发展壮大’过程，有相当一部分都源自于合并，但人口、牧畜的繁衍，也同样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的再直白一点：三匹种马，数十匹母马，另有源源不断，永远不会稀缺的草饲料，三十年的时间；
    拥有以上这一系列条件，却没能在三十年间，发展形成起码数千匹马的种群，这在草原是不可能发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
    要知道在草原上，游牧之民一边追逐着水草，一边抵抗着大大小小的天灾、起起伏伏的战火，尚且能让牧畜群，以每年至少一成半，即百分之十五的速度扩大。
    若是将这些负面因素全部清除？
    ——如此天堂般的美好生活，游牧之民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
    就拿如今，汉家才刚掌握的河套地区来说；
    在汉军正式占据河套，并站稳脚跟，展露出短时间内，根本不会允许匈奴人夺回河套的架势之后，原本栖息于河套，并才刚‘归附’汉家不久的各部族头人，便都找上了北地方面军的最高统领：榆侯栾布。
    做什么呢？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一句：希望将军可以替我们，向皇帝陛下表明崇高的敬意，以及我河南诸部，对皇帝陛下至死不渝的忠诚！
    至于表达忠诚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粗暴：整个河套地区归附汉家的各部，总共向刘荣‘上贡’战马万匹，牛十万头，羊百万只！
    除此之外，往后的每一年，都还有源源不断的千马、万牛、十万羊。
    说实在的，最早拿到这几个数字的时候，饶是见惯了世面的汉天子刘荣，都不免为河套各部的‘财大气粗’而暗暗咂舌。
    ——战马万匹，牛十万头，羊百万只！
    什么概念？
    单就是那万匹战马，就已经和汉家现有的战马数量齐平，只要得到这一万匹战马，汉家的战马存粮就将直接翻翻！
    至于这一万匹战马的市场价，更是很可能达到三十万万钱到五十万万钱之间，堪比汉家朝堂中央一整年的税、赋，即财政总收入！
    更让刘荣感到瞠目结舌的，甚至还不是这一次性上百万只牧畜，而是后面那句：每年战马千匹，牛万头，羊十万只。
    每年！
    河套各部有底气说这个话，就说明他们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曾做到，并有能力继续达成这一目标：马匹每年繁育、增长数千匹，牛数万头，羊数十万只。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个数字。
    而这，也恰恰是刘荣深深意识到雁门苑，以及边墙诸苑的模式，大幅落后于游牧之民对畜牧业的理解、认知的源头所在。
    ——草原上的游牧之民，似乎总是能以极小极小，小到近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投入，便能得到极其可观的畜牧业产出！
    反观汉家——反观华夏农耕文明，却似乎仍旧被农耕文明的刻板印象、固有思想所限制；
    简单来说就是：汉家，正在用种地的思维，去搞畜牧业。
    而这样做的弊端就在于：蓄养牛羊牧畜的逻辑，与种植农作物，是牛马风不相及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