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2章 千军万马拜京师
    李格非去职的时间实在太巧合了。
    恰恰就在大苏相公覆船落水差不多的时间段。
    他是如何做到如此精准的卡着时间及时上疏求去脱身的？
    难道李墨梅已经提前知晓了大苏相公要出事吗？
    不然两人的配合怎么这般默契！
    在某些有心人的推动下，这股充斥着恶意的流言很快就成为了京师第一热门话题，其热度甚至都盖过了大苏与章相公落水失踪事件本身。
    毫无疑问，这是有人在背后搞事。
    甚至二狗都能猜到背后搞事的人是谁。
    确实，李格非两天前的上疏狠狠的涮了恶意满满的赵官家一把。
    赵佶本以为李格非是承受不住名声折损的压力，欲要舍弃恩师以自保，这不妥妥的伪君子吗？
    装个甚的清高嘢？！
    谁曾想这李格非是真的运气逆天，能够拿捏他的大苏居然自个儿沉河了。
    当然，对于两个老东西沉河这件事，赵佶绝对是要拍手称快的，尤其是另一个沉河的还是章子厚。
    没能狠狠地整治那厮一把，算是便宜那老家伙了。
    李格非的顺利脱身，对于赵佶来说就像在吃美味大餐的时候，大餐上面居然落了一只绿豆苍蝇一样，让他感到膈应。
    故而十分不爽的赵佶便寻蔡京出主意，策划了这起损人不利己的流言大传播。
    正常来说，这种流言并不能伤害李格非分毫，毕竟是无凭无据的事情，又没有什么证据，难道还能凭着“莫须有”的猜测去给李格非定罪，那可是名满天下的正经士大夫，这么搞很容易捅大篓子。
    但是，这世上还有一种人，叫做耿直的苏门子弟。
    苏东坡的门人子弟几乎各个都是天才，他们基本上都是写诗作文章的天才，真正有谋略有脑子的却只是少数，甚至很有些个智商偏科，情商极低的偏门天才。
    这就比较尴尬了。
    汹涌的流言没影响到别人，却在苏门子弟当中引起了乱子。
    些个比较没头脑的聚集在一起就要去找李格非问个明白，好在威望最高的几个人劝住了大家伙儿，然后他们便公推与李格非关系最要好的晁补之，和另一位苏轼弟子李廌前往李府问询。
    因西园雅集上的醉酒失言，晁补之却是自感对不起李格非，心中多有愧疚和悔恨，要他前往李格非那里探问内中隐情，晁补之还真开不得那口。
    不过对于去李家，晁补之倒是有些迫不及待，他是个纯直之人，自己做了对不起李格非的事情，自要上门说明一番并诚心道歉，至于李格非原不原谅他，那是李格非的事儿，晁补之自己反倒不怎么挂心。
    李廌亦是苏轼的得意弟子，其人六岁而孤，能发奋自学，少以文为苏轼所知，被苏轼誉之为有“万人敌”之才。
    李廌与陈师道，并苏门前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并称为苏门六君子。
    只不过李廌与陈师道生不逢时，两人学业有成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取士之经义，也就是改教材。
    这让当时除了提前有所准备的王（安石）学子弟，其他绝大部分举子都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十年寒窗苦读的学问，竟一朝变作了无用之物。
    王安石的门人子弟有多少，顶了天千把人，而且还多良莠不齐；而被王荆公涮了一把的举子有多少，那可是几万乃至几十万读书人。
    断人前程，犹如弑人父母，这里面的仇恨可是大了去了。
    如果王安石想做商鞅，整个大宋几乎没有人反对，相反还都对他寄予厚望。因为整个大宋从上到下都很清楚，大宋确实到了必须要进行变法改革的地步了。
    但是谁也不曾想到，王安石的野心会那么大，他不止要作商鞅，更想作第二个文宗，第二个孔子、孟子，放在明朝就是想做朱熹第二。
    用一句比较洪荒的话来说，这是道途之争，而不仅仅是所谓的阶级利益再分配。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被旧党尤其是司马光等人拼命反击打压，尤其是在王学中坚人才如章惇等人故去后彻底失势的最根本原因。
    当年对于王安石改教材的恶劣行径，与李廌齐名的陈师道直接不屑一顾，选择不去应试。
    而李廌觉得自己天纵之才，只把王安石的经义拿来读了一遍，然后就信心十足的跑去应试了。
    李廌确实很厉害，按照王安石的题框应试同样出类拔萃，只不过由于他太过出类拔萃了，却让负责主持科考的新党成员给瞧出了破绽，然后他的试卷就被废黜了。
    或许有人会问，文章作得太好也是破绽吗？
    还真就是。
    王安石在变法前专门用了十年的时间培养子弟信众，其中确实有很多菁英之才，如蔡卞、王无咎、陆佃（陆游的祖父）等等。
    而这些出众之辈在王安石改革科举经义后的第一次科考中，基本上就全部考取了功名，当然此次科考中还混杂了几个像李廌一般想法的非王学出身的天才之辈。
    而等到李廌去科考的时候，那些应考的王学子弟中，已经没有了真正出类拔萃的菁英之才。
    李廌混在里面就像羊圈里钻进了一头大水牛，主持可靠的新党官员眼睛又不瞎，怎会让他如意。
    后来等到哲宗登基（尚未亲政）后，新党被打压，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执政，李廌又去应试了，虽然他颇得当时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吕大防的欣赏，但由于其曾应试过新党经义，且写得还比较出彩，却被偏执的司马光别眼相看，还是落第了。
    自此李廌便绝了科考之心，不再有意仕进。
    原本时间线的这个时候李廌本应隐居长社，致力于撰文著书。
    不过因李格非之故，李廌却来京师作得李格非的编修书吏，辅助李格非整编古籍文卷，修撰书章。
    只李格非被污贪恋权势的那段时间，李廌却离开了李格非，准备寻觅一地隐居，而他瞩意的地方还是命中注定的长社。
    只不等李廌离开，有关李格非与大苏的流言就迅速爆发了。
    现在李廌的内心是极为复杂的，他愧疚于自己早先对李格非的不理解，又哀伤于大苏的不幸出事，更迫切希望知晓李格非与恩师的落水失踪到底有没有关联。
    如此，晁补之便与李廌各怀心事的登了李府的门。
    不管晁补之和李廌做过什么，对于两个好友在这个时候登门，李格非同样是十分欢喜的。
    只三人一见面，却都发现对方眼圈通红。
    三人都是心思灵通之辈，如何能不明白各自的心情。
    他等尚不曾说话，却都相互抱头痛哭了一番。
    三人稍事倾泻了番悲意后，便各自收拾了情怀，去得庭院中叙话。
    晁补之比较质朴，当先开口向李格非致歉，言说自己醉酒失言，以致京中对李格非的流言纷起。
    李格非却摇头道：“此事无怪无咎（晁补之字）兄，蔡京一伙儿视我如仇，便你不曾失言，类似的流言也定会出现。”
    李廌却从一边的石凳上起身，对着李格非躬身致歉道：“愚物李廌眼盲心瞎，不能识墨梅公心意，以致违恩负义，罪莫大矣！”
    李格非上前将李廌扶起，正色道：“方叔（李廌的字）孤直，长于文章，拙于人心算计，乃至人也！何罪之有！”
    李廌起身，一双眼睛盯着李格非的眼睛，却道：“文叔（李格非字）兄，接下来小弟若有言语冒犯之处，还望文叔兄海涵！”
    这时旁边的晁补之却叫道：“方叔！不可妄言！我相信以文叔之秉性人品，绝不会如流言那般，我等身为同门好友，岂能妄疑之？！”
    李廌正色道：“正因为不能妄疑同门，我才要问个清楚！”
    只李格非平静的与李廌对视，目不转瞬，与李廌说道：“方叔但有疑问，尽可开口便是。”
    李廌亦毫不退让的问道：“文叔兄可知近两日京师中的流言？”
    李格非道：“略有耳闻！”
    “文叔兄去职，恩师覆舟落水，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对此文叔兄可有何解释？”
    李格非却自眼圈一湿，顿时泪流满面，大哭道：“此吾之过也！李格非无能负义之辈，不但不能护得恩师周全，反受恩师遗泽庇佑，何其庸碌也！”
    晁补之与李廌闻言，却自面面相觑，这里面居然真有内情！
    晁补之止住却要发问的李廌，一边安慰李格非，一边问道：“文叔何出此言？你我等人皆受恩师泽惠，你前番受讦，亦为保护恩师，如何能言过耶？！”
    李格非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却引二人来得书房。
    然后他一边从一小木箱里取出苏轼的手书，递与二人阅看，一边道：“恩师远在杭州，却知我在京中受困，便写得一封密信来劝我。我收到书信后，便立刻上疏求去。”
    晁补之与李廌相继读罢苏轼书信，却都恍然道：“怪不得文叔（兄）突然上疏去职，原来起因在这里！”
    李格非悲切叹道：“我去职第二日，便收到了恩师出游睦州，舟船倾覆，恩师与章子厚同时落水失踪的消息。如我所料不差，只怕此番舟船出事，乃是恩师有意为之也！
    若非受我牵累，恩师何以行此极端之事也？！”
    李廌自幼失孤，视苏轼如父，闻听此言，却是忍不住悲怆痛哭，只有种莫名的酸意掺杂其中。
    而晁补之却喝道：“文叔休得妄言！恩师行事自有其法度，汝何敢自怨也！章子厚亦同恩师落水失踪，可见非是变故，实乃意外矣！”
    如此三人又各说了些话，李格非本要留二人住宿，但晁补之与李廌却要急着帮助李格非消除流言，却自带着苏轼的手书去了。
    很快，关于李格非收到大苏书信而上疏去职的内情便自流传开来。
    虽然苏门子弟没有明说，也无实据，但有关苏轼覆舟自沉，保全门人子弟的猜测却也有些人提起。
    对此苏门子弟们却是不正面承认，也不予以否认。
    这猜测要是真的，那苏轼的人格品质可就真的无限拔高了。
    上一个老师牺牲自己保全学生的例子，却还是庞籍为保护司马光，替砸缸先生背黑锅去职。
    那次是司马光自己犯蠢捅了大篓子，庞籍的自我牺牲虽然高尚，但难免有徇私之嫌。而且后来司马光干得也比较那啥，除了修出【资治通鉴】，基本上没什么可拿的出手的功绩，相反干得糟烂事却不少。
    以至于后世很多人都为庞籍的牺牲感觉到不值，而庞籍在民间的形象也逐渐演变成了大奸佞庞太师。
    而苏轼和李格非这里可就不一样了。
    李格非没有犯错，相反他是受迫害的一方，苏轼也是。
    两个人都有牺牲自己保全对方的心意，如此苏轼的牺牲就显得无比高尚璀璨。
    这让苏轼在士民中的名声如坐火箭一般的往上窜。
    实际上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来说，苏轼的“牺牲”固化为事实无疑是最优解。
    如此生前且不说，苏轼的身后名绝对可以光耀千古，成为圣人一般的存在，而他的子孙和门人子弟也都将会跟着受益无穷。
    对于这种情况，赵官家和蔡京自然是很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去否定压制这种“恐怖”的猜测，奈何收效甚微。
    毕竟在这个时候，人们喜欢看到一个至圣的完人出现。
    如果是活人倒还罢了，没有人愿意捧一个活着的圣贤在头顶，那压力有点让人受不了。
    关键是这个人死了，谁会跟一个死人计较名声呢。
    无奈之下，蔡京却给赵官家出了一个馊主意，让即将抵达京师的诏安义军在京城内外演武，转移大家伙儿的注意力。
    大宋有五代兵乱的恐惧症在身，这个时候有一支军队突然在京师近前出现演武，谁还有心思去管苏轼圣人不圣人的！
    平息祸乱隐患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数道密诏便相继被发往的已经距离京师不足百里的诏安义军主力。
    然后郾城、陈州、西华、太康、鄢陵等府县相继打开府库，用最好的装备物资将义军武装成了令人侧目的华丽之师。
    随后，数万大军便如骄傲的天鹅一般，摆开阵势浩浩荡荡的抵达了咸平县，此时距离京师已经不过三十里。
    “不明”大军到来的消息如雪片一般飞进了汴梁城中，顿时满城皆哗然。
    朝堂上诸公争吵成一片，而民间百姓则人心惶惶，只恐乱兵入城。
    只有知晓内情的赵官家和蔡京一伙儿稳坐钓台，满怀恶意的俯视着恐慌中的芸芸众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