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子的过程很顺利，由于李永吉不还价，虽然这么晚还来买房子有些怪，但那锦绣坊的掌柜还是很乐意如此轻松就完成大老板的吩咐。
    毕竟他在本地多年，也知道那地方其实不好卖，如今难得有冤大头肯接手，甭管什么原因，再不趁机卖掉，那才是傻呢。
    这也是因为那房子不是他的，他只是个经手人而已，条件也是上面定死的，要真是他自己的，看到这个情况，肯定会坐地起价的。
    不过，他虽然没法坐地起价，却掌握着卖或者不卖，什么时候卖，以及一定价格的回旋余地的权力，看出对方要的急，于是就要求合同上写五百五十两，实际交六百两，等于他自己从中赚了五十两。
    看样子，那五十两，就是上面给他定的缓冲了，而现在则被他自己用来当做好处费了。
    对此，李永吉并不在意，反正他要的只是一个快字，至于他是否从中得到好处，并不关心。
    合同签好，那养心居的房契以及周围土地的地契就一并交到李永吉的手上了，从此，李永吉就成了养心居的主人。
    然而就交易完成之后，孙旺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养心居的宅子虽然写着是占地二十亩，但实际上那只是宅院建筑的规划用地所占面积，不是地契上的实际土地面积。
    此时所谓买房，必须房契地契一起买的，不然只有房契没有地契，是有很多问题的，一般只有房契的，多是租房之用，如果是买，那必须连地皮一起买的。
    而现在的地契上，写着的根本不是二十亩，而是两百二十亩，足足差了两百亩！
    乍一看，土地多了两百亩，那是大好事儿，可既然是好事儿，为啥对方要故意隐瞒，只在登记上写上宅子占地二十亩，而不提地契的实际数量呢？
    这就牵扯到这片土地的价值问题，以及此时清朝的一个政策问题了。
    先说土地价值问题。
    那两百二十亩地，实际上大多是坡地林地以及一些沙地滩涂，而且基本没有被开发，可以说是一片荒地，虽然景色不错，还靠着河道，但根本不适合种地，从此时的经济角度来说，可以说是贫地荒地，这样的地皮就算是给你两百亩，从收入上来说，兴许还不如一两亩上好的水田。
    再说政策问题。
    此时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赋税政策，那就是摊丁入亩。顾名思义，摊丁入亩，是指废除了人头税，把人头税放进田赋里，增加田赋，也只收田赋，这等于客观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解除了贫民对土地的依赖，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地主身上。
    换句话说，土地越多，你交的赋税也越多。
    这个政策看起来对贫民有好处，对地主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没好处，毕竟地主要多缴税，政府官员也无法从多出的人口中多收取人头税，少了一块儿税收，但任何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摊丁入亩也是一样。
    对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可以借着摊丁入亩的政策，把许多本来与田地无关的课税，也一起并入田赋，田赋要交多少，也是他们说了算，甚至一些荒地，他们有时候也当成贫地甚至良田来收税，导致很多人不得不抛荒逃荒。
    对与大地主来说，他们在当地有权有势，既可以勾结官府弄虚作假，也可以提高地租，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佃户农民身上，还可以捐官，以官身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免钱粮，再加上他们往往还有别的营生，比如放高利贷，因此摊丁入亩对他们威胁不大。
    所以说，摊丁入亩对大地主跟官僚打击不大，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小地主跟自耕农，是一种典型的吃中间阶级，补下层阶级的政策。
    对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跟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了田赋负担，让他们交不起税，因此要么卖地逃荒，要么就依附大户送田送地，自己甘愿为佃农。
    远的不说，就以此时的李永吉一家为例。
    前文说过，李永吉一家有五百亩地，看起来是个不小的地主了，但实际上这大部分田地都是人家甘愿依附过来的，李家只是占了个名，看似拥有不少土地，但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土地还是人家自己在种，管辖权也是人家的。
    这事儿要说复杂是挺复杂，但要简单说，那就等于大家一起抱团合作，各取所需，来减低风险。
    在自耕农来说，如果都是自己交田赋，由于都是定死的额度，而且官府是只收银子，等于要多剥削一次，这万一收成不好，交不起赋税，那可就要亲命了。
    依附别家大户是个路子，但这涉及到一个信用问题。简单说，这大户得人品好，信誉好，还不能有太强的势力，万一是个恶霸，吃进去不吐出来，由于法理上土地已经成了人家的，地契上写了人家的名，人家不认账，斗又斗不过，那这事儿就没法说理了。
    而李永吉的老爸李正祥，他本身是个粮商，是个商户，后来是靠钱才捐了个监生，有了个免税的身份，但也主要是为了行商方便。对他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粮价波动，收不上廉价粮，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廉价粮供货源就是重中之重。
    田赋要的银子再高，对于李正祥这种粮食商人来说，也不算多少钱，可以负担的起，毕竟清朝的田赋其实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有所起伏的，不是一成不变，赶上大灾，朝廷往往还有免税甚至赈灾一说。
    也就是说田赋对李正祥不是问题，但如果有大量土地能给自己种粮食，让自己有稳定的供货渠道，那就好处大于坏处了。
    就这样，两者一拍即合，自耕农把土地送给李正祥，自己则变成给李正祥种地的佃户，有点像后世的土地流转；李正祥呢，他的好处更多，因为没费多少钱就增加了名下的土地，自抬了身价不说，还多了许多稳定的粮食供货源，大家都有好处。
    而且，李正祥看似要交田赋，但这部分交给官府的田赋他还是要跟那些送田给他的佃户收的，顶多是没那么死板而已。
    表面上看产生了土地依附关系，但这些佃户还是需要交官府要的那部分田赋，并且不必再交别的地租，经济上来说，等于佃户还是自耕农，但身份变了，并且有了一定抗风险能力。
    因为万一交不起税，可以让李正祥先垫付，来年收成好了再还，不过这样一来，以后种什么得李正祥说了算，并且种的粮食也必须卖给李正祥，且价格也是李正祥说了算，一般都是市场最低价，让农民过的去而已。
    这样一来，农民的风险小了，而李正祥也有了稳定的供货源，表面看起来都有好处，但好处最多的还是李正祥。
    年景好，粮价虽然低，但那些依附自己的佃户自己就可以交官府的田赋，李正祥这个名义主人只是代为缴纳罢了，不亏，而且换银子的过程他还小赚；
    年景坏，虽然佃户可能交不起官府要的田赋银，但由于粮价高了，自己卖粮的利润也高，那么先替佃户交赋税也不是个事儿，来年反正还能还给自己，无非就是没有利息收入，更何况，要是年景差，卖粮的高价可比那赋税的好处高多了。
    这就是做贸易的商人跟做生产者的农民的区别，对粮食商人来说，无论年景好坏，他们都赚钱，抗风险能力强，可农民抗风险能力就差的多。
    李正祥需要的是大量廉价粮作为供货源，减少收粮的投入，而农民是为了减少风险，所以也算各取所需。
    相反，李正祥虽然在商业上抗风险能力强，但他不是本地大宗族，丁口少，变相的说，就是在这里没有太强的势力，只能获取经济利益，无法获取土地的实际主权。
    在这个时代，你没有一定的实力，根本就守不住自己的土地财产，李正祥就算名下有那么多田产，他也无法真的赶走那些人多势众的佃户，或者强迫他们给自己交租。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后世农村有些大户村民私自占地，真到了人家来拆迁的时候，明明是农户自己私自占地，可他们就是不走，甚至暴力抗法，如果人家人多势众，很多情况下政府也是没办法，大多数都是息事宁人，默认了，反过来说，政府能强拆的，大都是没啥实力的小户人家。
    所以说，李家的五百亩地，就是看着好看，没多少实权，也根本不靠收租赚钱，一旦有土地纠纷，就算打官司，官府对这种事儿门清，为了稳定地方，十有**不会让李家赢，就算能赢也是输，因为根本守不住地皮。
    话说回来，李永吉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本来是买房子，但却多了两百亩地，就算这看起来是荒地，可也是要交田赋的。
    一旦你买了地，有了地契，就在官府登了记，这事儿一般是牙人帮你办理的，你赖不掉。
    登记后，官府可不管你买的地一年能收入多少，他们都是按照事先规定的定额收取田赋的，虽然荒地的收取额度小一点，但也是个负担。
    之前，那买了这个养心居这片土地的人，只是单纯看中那里的景色与交通，当时他不缺钱，是想自己负担下来，然后改成园林景观的，谁知道后来落败了，那就只能想法子卖出去。
    然而，正因为有那两百亩荒地的拖累，实际上才不好卖，如果只是单纯的宅子，就算地方稍微偏僻点，但毕竟跟镇上距离不算远，又靠水路，而且里面不少房子都是新的，所以那价格不算差，但如果加上两百亩荒地的负担，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普通地主家的地皮，都是能种作物有产出，而且有人耕种，能产出效益，而李永吉买的那两百多亩地，就算有个宅子，那实际上也还是没什么人住的荒地，要开发利用起来，需要陆续投入更大的资金才行。但此时的官府，可不管你是否继续投入，都还是要跟你要税款的，而稍微一琢磨就知道，如今已经是农历八月，收秋赋，也就是收田赋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简而言之，李永吉买下这两百亩地，用不了多久就要先给官府交纳一笔田赋，且以后他每年都要为这两百多亩地缴税，且看对方故意隐瞒的样子，那田赋肯定不少。
    当然，这不是孙旺故意帮着对方欺骗李永吉，实在是对方登记的时候就有所隐瞒，登记的时候也只说宅子的建筑面积，没说宅子所在地皮的实际面积，孙旺呢，只是个学徒，这方面经验还比较少，而李永吉又太过着急，没让孙旺仔细分辨就买了下来，这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换了是正宗的牙人孙贵处理，或者李永吉肯多一点时间，让孙旺详细了解一下，断然不会如此轻易的上当受骗。
    当然这事儿不能全怪人家，毕竟人家虽然没有把还有两百亩地的事儿登记，但地契是不会错的，错就错在李永吉自己麻痹大意，买的时候太过着急了。
    “姓齐的！”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孙旺立刻揪住那个中年掌柜，“你敢阴我？”
    “哼，何来阴人一说？”那中年掌柜不紧不慢的道，“我又没故意隐瞒，地契也没说不给你们看，是你们看都没看就急急忙忙的来找我买，怎么就成了我的事儿？”
    “你！”
    “现在买卖已成。”那中年人嘴角带笑，拿着自己的合同到，“看清楚了，白纸黑字的文书上写着呢，上面不但有我家老爷跟李家二公子的签字画押，也还有你家老爷孙贵的签字画押，哼哼，你要是不认啊，成，咱们去衙门打官司去，看到时候是谁的好看！”
    “你你！”孙旺到底是年轻，加上之前喝的酒还没全醒，只觉得气往上涌，这就要二话不说打过去。
    “行了！”看见事情似乎要坏，李永吉干脆摆摆手，“不就是两百亩地么，我还赚了呢，那就这样。齐掌柜，这是一千两的银票，你给我四百两，咱们这就银货两讫！”
    “痛快！”听见李永吉这么说，看见孙旺放手，那姓齐的掌柜对李永吉一拱手，说起了场面话，“李公子，就冲您这番气度，我就不得不说个佩服。不过说实话，这事儿您也没吃亏，那宅子其实很多都是新房，当初了不少钱，您要是肯继续点心思，宅子绝对是个好住处。至于那地皮，其实也不是真的荒，要是肯下点功夫，以后的产出可也少不了，要不然，我们家老爷当初就不会买下那块儿地儿。”
    “说的可真好。”孙旺在一边冷嘲热讽，“真那么好，你们怎么自己不留着？”
    “呵呵。”齐掌柜根本不理会孙旺，继续看着李永吉道，“李公子，不，您现在可是有地有宅的人了，以后我可就得称呼您一声李老爷了。”
    也是托这个时代的福，并未规定未成年人不得买卖房屋的情况，所以李永吉当时是写了自己的名字，而不用借自己老爸的名义。
    而用这个时代的观点，李永吉有了自己的房子跟土地，已经是可以被人称为老爷了。
    但是，齐掌柜现在这么说，分明是有一股子讽刺，或者说得意的意味在。
    “李老爷，你是做大事的人，肯定目光不会那么短浅，要不也不会这么急来找我买了，对不？”
    “别说没用的，赶紧找钱。”李永吉淡淡的道。
    “啊，好，我这就给您找银票，您稍等。”说完，齐掌柜就反身回房找钱去了。
    “李，李老爷，这事儿我，我……”看见对方接过李永吉的银票，回去换银票，孙旺有些不好意思，并且也暗自佩服，佩服人家这么小，做事儿就这么沉稳大气，哪怕吃了这么大亏。
    “算了，没你什么事儿。”李永吉笑了笑，“这事儿不怪你，是我强拉着你来的，也是我没看清楚就买的。不过，其实在我来说，多了这么多地皮，这不是坏事儿。好了，不说那么多了，等下还有要麻烦你的呢。”
    其实李永吉之所以能这么沉得住气，完全是因为看这事儿的角度不同。如果单纯从多占土地多缴税本身，他看似是吃了亏，但如果从李永吉要发展的角度，土地多了其实是好事儿，更方便他做事情，至于多交的田赋银，这个么，其实他最不缺的就是银子。
    虽然如此，但李永吉心中却再次警醒，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小看这时代的人，毕竟这次怎么说，自己也是上了一个当，哪怕这个当其实自己很乐意上。
    也就是通过这两次事儿，让李永吉真实的明白到，古人是一点也笨，也绝对不是温良谦恭的君子，他们随时都在施展着自己的小诡计，随时都在想办法赚你的便宜，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也难怪这个时代的洋人都说中国人狡猾了。
    其实如果这事儿李永吉是交给自己那便宜老爸去做，肯定不会吃这些小亏，但问题就在于，他不能等李正祥那个便宜老爸回来再做，那样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中了，会增加许多掣肘。
    说白了，作为一个穿越者，李永吉对这一世的父母并没有多少感情，他既不想矫情的玩什么亲人剧情，也不想多费口舌去解释啥，加上穿越后由于能预知一些未来，让他总有一种焦虑感与不安全感，都迫使他想尽快凭自己能力开一片天地，这也是为何他要急急忙忙做这些事儿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