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其实是自己没主意，他在决策的时候，有时候会灵光的神来一笔，但那都是建立在他知道历史的进程，并且知道后世的世界会往什么方向发展的基础上的。
    至于眼前的很多具体事务，韦宝并没有超群的才智，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韦宝一直注重发展团队，培养团队。
    “是，总裁。”林文彪立刻答应着下去了。
    杨雪、熊欣儿和左国柱本来要去海商会馆的人给他们安排的上房歇息，却又被韦总裁叫了过来。
    三人听完情况。
    左国柱先开口：“这事不好办，山东巡抚是有很大权力的，并且与魏忠贤关系很不错，他如果故意捣乱，我们文不见得比的过他们，武更是肯定比不过他们。”
    “比文，我们不怕，总裁是皇帝面前的红人，比武，他们未必敢动武！就冲他们敢带上千兵马到天津卫来，就可以参劾他们！”杨雪不以为意道：“咱们设立海防总督衙门是有圣旨的，他们敢阻挠圣旨吗？他们顶多也就是背地里搞一些小动作。”
    “擒贼先擒王，既然知道刘养噩和李精白已经到了天津卫，就把他们先控制起来。”熊欣儿更狠。
    杨雪是外刚内柔的个性，而熊欣儿正好相反，她是外柔内刚，这点与王秋雅很像。
    韦宝淡然一笑：“就算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也一定会找到借口推脱不肯来见的。杨雪说的不错，动武，他们不敢，他们顶多偷偷搞破坏，咱们只能与对方斗智。”
    “这样的话，不如先不管他们，咱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办吧，一面设立海防总督衙门，一面将天地会的钱庄改成海防钱庄。”左国柱道：“看他们打算怎么办，然后见招拆招。”
    韦宝点头：“估计对方也是这么想的，在等我们出招！那咱们就陪他们玩玩。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上的申请办海防钱庄的奏本，并没有批下来！这个事情太大了，大明还没有官府开办钱庄的先例！所以，魏忠贤应该是等我自己弄，弄好了，他有利可图，他就会批，弄差了，他就会驳回，与他无关。可我们要是弄不到银子，就没有办法遣散几万大军。”
    “遣散大军，大概需要多少银子？”杨雪问道。
    “一共计划遣散十万，蓟辽和辽东五万，山东五万，先算山东这五万，先不管蓟辽和辽东的人马，五万人，一个人至少要五十两纹银，得给他们补足一年的俸禄才行，五万人就至少需要二百五十万两，这还是最起初的，若是想在旧军队中找到人支持我们，我们必须还要算上一部分银子，这部分银子，甚至要比必须给出去的遣散费更多！两者相加，至少需要五百万两！这还不算完，海防总督衙门，还有修造天津卫海港码头，建造船坞，赶制大船，这些都要银子，不下于五百万两纹银，加起来，至少是上千万两纹银。”韦宝道。
    “上千万两纹银？”杨雪、熊欣儿、左国柱都被韦宝吓到了。
    大明一年的赋税才几个钱？这等于大明三年多的赋税啊！
    当然，如果不是这么困难，魏忠贤也不会同意韦宝设立海防总督衙门的要求，任何改革之前，首先要想到的就是银子！
    韦宝也不光是只出银子，他自然也有进项，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广大地区都归他管了之后，他的权力增加了，能够变卖的国有资产就增多。
    能卖的官位也更多了。
    这么大一片地区，相当于一个半省份呢。
    税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封建国家统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而货币作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对于稳定国家的金融只需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方面的立法。
    明朝的赋税种类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税、人口税和商税。
    明朝的土地税和人口税以黄册和鱼鳞册为征收依据。
    黄册是登记全国人户的户籍，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鱼鳞册是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后绘制的图册，每家每户的的土地位置、大小、形状等都在鱼鳞册中标注出来，由于田图状似鱼鳞，因以为名。
    明朝初期，基本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
    夏季所征称夏税，限当年八月纳完；秋季所征称秋粮，限第二年二月交清。
    一般纳税以实物为主，除了米麦等之外，还可以钱、钞、金、银等折纳。
    明朝中期，由于赋役苛重，百姓多有被迫逃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赋役不均和征收混乱的税制弊端，首辅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在于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各种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中国古代税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将过去的所有税目合并为一条，并将徭役折银摊入地亩，既简化了税收名目和征收手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较大地削弱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又由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商税是明朝税收的另一大重要的来源，主要包括市税、关税和舶税三种。关税，又称“通过税“，是指在商人比经交通要道设关立卡，征收通过税。
    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开始在水道上设立关卡，征收船料费，按船之大小长阔，定其税额。
    对于关税，明初市税基本上按三十取一和“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税“的原则征收，但到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施行钞法，商市从门摊向市肆发展，才课税于门肆门摊。
    明初对各国舶货免征舶税，至明穆宗隆庆年间松开海禁后，才实行舶税制。
    为了加强对商税的管理，明律还对匿税者规定了刑事责任，大明律规定：凡城镇乡村的商贸集市和海港码头，都由官府设置的人员专门管理；凡客商匿税及酒醋店铺不纳税者，笞五十，货物一半入官。为了奖励告发偷税漏税者，还将没收货物的十分之三给予告发人。
    对客商船户发给“印信”、“文簿”，登记其籍入官。
    此外，明律要求承办茶盐专卖的商户年终纳齐商税，否则，以不足数额的多少分别给予笞杖刑的处罚，并强制完税纳官。
    韦宝有了这么大一片地区的管理权之后，可以把赋税和商税，还有租用船只，海运的运费，都放到海防钱庄收取。
    这样的话，海防钱庄可以预收很多银子！
    韦宝不但可以预收银子，还可以正式让天地会纸币进入关内时常。
    明代对内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十分发达，不但重视国内税收立法，而且对外商载货入境做了严格的规定。
    在明朝以前，历代都有货币管理规定，而且铸造和印制货币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任何危害国家货币制度，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打击。
    进入明朝以后，商业活动更为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作为支付的手段。
    为此，《大明律》首次设立“钱法”、“钞法”专条，确立了宝钞与铜钱并行使用的制度。
    按照其规定，各种钱币并行使用，不得重钱轻钞，违者处杖刑；伪造宝钞，不分首从，一律处斩，没收财产；窝主、知情者、使用者与伪造者同罪；描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私铸铜钱者处绞，匠人同罪。甚至还严厉打击私自买卖废铜的行为，违者各笞四十，以防止伪钱的铸造。
    这些法律规定，对保证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经济秩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英宗正统年间，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
    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
    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
    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
    嘉靖八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
    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明万历五年，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
    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
    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明王朝建立后的百年间，国内农业生产获得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中后期，即15世纪以后，国内城市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表现比较突出的，在全国建立了30多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活跃，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农村，佃农日益获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而佃农本身又开始分化，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佃农以及由富裕农民上升的中小地主，均乐于雇用雇工形式的劳动力。
    雇工成为当时农民阶级中仅次于佃农的农业劳动力队伍。
    雇工又分为两类:“计岁而受值者日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
    在货币经济方面，贵金属白银开始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于宋代、继续推行于元代的纸币制度，它在明代是继续推行或是被别的货币制度取代，或是与铜钱、白银货币制度并行。
    大明承袭宋元继续推行纸币制度，明朝初年，继续实行纸币制度。开始参照元代的办法，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
    但不久由于纸币逐渐贬值，且贬值愈来愈厉害，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专用纸币之法，改行钱钞并用的制度。
    明朝的纸币，是朱元璋洪武八年发行的。
    纸币的名称叫大明通行宝钞。
    宝钞面额分六种：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
    每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
    金银只可以用来领用钞票，不许流通。
    持有金银者，不许私下交易，只能卖给政府。
    洪武十年规定，一百文以下的数目用铜钱支付。
    商税的输纳，七成用钞，三成用钱。
    洪武二十二年，由于流通的需要，加印发行小钞，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共五种。
    在形制方面，大明宝钞四周有龙纹花栏，上面横题的大明通行宝钞六个字。
    花纹栏内两边各有四个字一行的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有钱贯的图样。下面则印明为中方省或户部奏准印造，与制钱通行，伪造者斩，以及告发者的赏银数目。末有洪武年月日。
    洪武以后，虽然继续发行，但仍用洪武年号。
    一贯的大钞，长约9. 5市寸，宽为6市寸，一贯以下的小钞，长宽都小得多。其形制大小钞没有多大分别。
    明代实行的纸币制度与宋元比较有三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在实行纸币制度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种形制的钞票。这与元朝的纸币不同。
    元代在几十年间，自己的钞票改了几次名称。
    二是明朝的纸币不实行分界的办法，由于旧钞越来越多，以新换旧、从中舞弊的倒钞问题十分突出。
    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商人对钞票的新旧加以差别对待，同时税务、钞局官员，利用新旧钞票价格的不同，强迫人民用新钞纳税，他们则换成破烂钞票送缴国库，从中取利。
    三是白银的流通越来越广，信誉极高，终于成为明朝的正式货币。在白银流通不断扩展的形势下，大明宝钞的流通范围却越来越小，以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正统(公元1436年)以后，宝钞已不通行，只有官傣还是用钞折付。
    由于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具有许多优点，在纸币已不通行的情况下，仍被许多人认为有必要保存。
    直到大明末年，还以钞票来代表货币，或称钱钞，或称钞银，而实际上支付的却是银或钱。这说明纸币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另一方面，由于纸币易于印制，易于为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搜刮民脂民膏，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直至明王朝即将灭亡的明末，仍念念不忘发行钞票。
    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由于财政困难，给事中惠世杨曾建议用钞。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给事中何楷又请行钞。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蒋臣的行钞建议曾获得在朝掌管财政的大臣倪元路等人的赞同。
    最高统治者思宗朱由检更是争不可待，愿行钞法。
    当时，户部议行钞法有许多好处，一日造之本省，一日行之途广，三日资之也轻，四日藏之也简，五日无成色之好丑，六日无称兑之轻重，七日革银匠之奸偷，八日杜盗贼之窥伺，九日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法大行，民间货卖并可不用银，银不用而专用钞，天下之银可尽实内库。
    “十便十妙”的说法，虽列举了行钞的一些优点，但其要害显然在于“天下之银可尽实内库”。
    当时正处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形势，这一行钞计划一传出，就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出现“京商骚然，绸缎各铺，皆卷筐而去”的局面，明末阁臣蒋德嫌也说:“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崇祯统治者急于推行的行钞计划，随着明政权的崩溃而彻底破产。
    “我已经让人从韦家庄调纸币过来了！现在就可以将海防钱庄的牌子竖起来，在天津卫旁边划出一片方圆百里之地，我要造天津卫新城，海防总督衙门要占到天津卫新城的五分之一！可以容纳十万大军驻防和训练。”韦宝道：‘另外，今天就发布公告，今后所有与衙门往来金钱，一律到海防钱庄兑换成天地会纸币支付，存储。并且发布公告，以前未交税的无产农民，过去的税都免了，不再追缴！整个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之老百姓，全部重新登记户籍。从今往后，各地衙门只有登记催缴的权力，没有直接收取现金的权力，一切现金，由当事人直接到各地海防钱庄缴纳。’
    韦宝一连说了好几条政令，杨雪赶忙记下来。
    吴雪霞和王秋雅没有来天津卫，她现在就是韦总裁的贴身秘书。
    “这个公告发出去，恐怕要引起轩然大波了。以前拖欠的税款，朝廷肯定收不上去的，都是各级衙门自己截留下来，现在不但不追缴以前的欠款，还不准他们再实收现金，他们不得气疯了吗、”杨雪提醒道。
    “但老百姓肯定高兴，总裁此举将救活多少水深火热的百姓家啊？”熊欣儿高兴道。
    左国柱则道：“总裁，真的要这么发吗、是不是再三思一下，这一则公告，将让总裁得罪天下的士绅大户和各级衙门！”
    “管不了这么多了，李精白和刘养噩他们不是在等着我出招吗？我现在就把招数都打出来给他们看！我倒要看看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士绅大户，还有各级衙门，还有他们手里的十万大军有多大威力！”韦宝无所谓道。
    韦宝的确是无所谓，事实上，韦宝对于跑到大明朝当官，绝对不是为了坐稳位置往上爬，而是借此机会拓展自己的势力！
    自己的老窝就在辽西和辽南，水路过来，只要两天功夫，若是连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这么一个小范围的封建势力都对付不了，以后更不要谈往南方拓展了！
    北方毕竟是穷，越穷，地主阶级的实力就越弱小，到了靠近长江，甚至过了长江，那才是层层叠叠的大明封建势力的堡垒呢。
    韦总裁出招了，不仅出招，而且一上来就是一记重拳！
    杨雪、熊欣儿和左国柱虽然都很佩服韦总裁的魄力，但同时担心不已。
    恐怕韦宝这个海防总督衙门还没有正式设立，就要被掀翻。
    果然，当晚上公告贴于天津巡抚衙门外面，次日整个天津卫，整个河间府，整个北直隶和山东，就全知道了。
    这股风刮的速度比文字清查还迅速。
    因为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
    天津巡抚衙门正式换了牌子，变成了海防总督衙门！
    不过，这只是临时性的，按照韦宝的标准，新成立的海防总督衙门要成为大明最大的衙门！得占地方圆几十里，能容纳十万驻军！
    另外韦宝还要营造天津卫新城，韦宝相信，凭证自己的政策，只要稳定住居民，不用一年功夫，天津卫的经济将高度繁荣，这里本来就是北方的重要口岸，不管是到西北去，还是到关外，还是到蒙古去，还是经过这里南下，都得经过天津卫！
    “哼！还以为这个韦宝有什么三头六臂，简直是蠢猪！”刘养噩气的又是笑又是骂，“他说不上想银子想疯了？居然不让各地衙门收取现金，只能催缴和登记？那谁还肯做事？当官不能赚钱，谁还当官？”
    “你也别这样说，听说那韦宝在都察院和大理寺搞的很成功，底下人不但增加了俸禄，还能得到官位！韦宝还是很有一套的。”李精白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