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通婚是很普遍的事情。
    建州人祖上即和蒙古族关系不清不楚。
    宏观来看，当时整个东亚大致处于本年无大事。
    德川家，朝鲜多是如此。不仅仅是蒙古地方，汉区一样没什么大型内战。
    自五藩之乱到川楚教乱阶段，汉区只有规模较小的骚乱。
    最大一次可能是山东的王伦，然而影响依然很小。
    藏区战斗力也衰落的不行。
    军事冲突主要以大明边疆为主。
    游牧民族军队不使用或很少使用火器，或者火器十分落后。
    同时期北方游牧政权的军队，除了建奴，没多少战斗力。
    就算是一百年后，这些地区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准噶尔汗国光从他们的传统武器上看，他们和过去的蒙古帝国别无二致。
    但是居于中亚的他们毫无疑问受到了由火器引发的近代军事革命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装备起带火绒的火绳枪，他们还能够自己生产火药，这显然是俄国商人或者布哈拉商人的传授。
    在1722年1724年，代表彼得大帝出使准噶尔汗国的俄国大使炮兵大尉温切夫斯基，在他自己的见闻录写了一段关于准噶尔骑兵装备火绳枪比例的文字：有20名身披铠甲、头戴尖顶盔、手持马刀和梭镖的军人在行进，其后跟着15名身披盔甲、头戴护颈头盔、手持马刀和火绳枪的军人。队列中的军人共计35人，两队军人合计70人。
    可见，准噶尔军队装备火绳枪的比例接近一半。
    这是同时期这个游牧民族的火器装备比例。
    除了弓箭和火绳枪，准噶尔军队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轻型火炮。
    汗国鄙陋的手工业和冶金业让他们不懂得炮架为何物，更不用说独立铸造火炮。
    但汗国的军队在和中俄长期的冲突中，缴获了少量的火炮和俘虏一些工匠，其中一位瑞典军官列诺特就为汗国铸造15门4俄磅的加农炮和20门10俄磅的臼炮，以及其他轻型火炮5门。
    火器装备提高准噶尔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体现于武器效能上，也促使他们的战术革新。
    准噶尔人，俄国人又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曾用300名手持火绳枪的步兵配合骑兵大败过东蒙古喀尔喀部的车臣汗，虏获了车臣汗的1.5万军民。
    步骑协同对传统单一的纯骑兵有莫大优势，尤其是在双方数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单论火器技术，由于长期和同时期西方国家战争交流，准格尔的火器技术不低，甚至火器使用战术上面也很不低。甚至开创了步骑协同的战术。
    清朝火器技术相对于明朝的进步，主要是统一了火器的规格制作工序，尤其是淘汰了明朝落后且华而不实的火门枪，如各类多管火器，而统一鸟枪为制式武器。
    总体上清朝火器有制作工艺上的进步，但无根本上的技术创新，加之清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火器质量反而大不如前，同时士兵过分依赖火器导致肉搏能力丧失，面对同时期火器技术飞跃的西方军队则显得十分无力。
    真得把胜利仅仅归功于火器的话，大明的火器不比大清差，怎么就在解决蒙古问题上耗费了这么多精力而完全没有效果。
    清是凭线列阵打垮游牧民族的，首先清朝确实是使用了线列战术这确实没错。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
    准噶尔汗国野战相当不错，但因缺乏重型火炮而攻城乏力，这一短板在和清帝国的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有能力在野战上重创清军，但清军依托以哈密城为核心的堡垒线总是能够遏制准噶尔人扩大战果，然后清军再以准噶尔难望项背的速度卷土重来。
    这就意味着清帝国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切换持久防御或积极进攻的战略，而准噶尔人只能被清拖着鼻子走大清野战劣势，防守强势。
    在韦爵爷看来，这与晚明和清朝的战争中明军的处境类似。
    大明为何没大规模出现西方那种排队枪毙式的火枪阵，这是韦爵爷想不通的，凭汉人的聪明程度，凭当时明军的火枪数量，发展出排队枪毙式的列阵战法，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清军的纪律性，作战观念都很落后，这个战术跟同期西方比，落后了太多。
    那么，清在军事理念和兵器都不占优的情况下，是如何打败准格尔的？
    首先打准格尔可一点都不简单，清死磕了三代皇帝才解决的事情。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国家体系的对抗，绝不仅仅是武器和士兵的对抗。
    清败准噶尔，背后是十分强盛的国家，外面是沙俄和清的合作，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得准噶尔同时被清和沙俄联合绞杀。
    清灭准格尔是综合国力为主，外交政策为辅取得的胜利。
    因为明朝根本就不认为蒙古是问题。
    太祖以后，蒙古对明朝政权并没有实际威胁，明朝也缺乏解决蒙古问题的动力。
    边地百姓死活，东林党的老爷们和阉党的老爷们都是不在乎的，老爷们能关心大明的命就不错了。
    至于京城会被围，要是按老爷们的想法儿留在南京，那就连北京被围都不是事儿了。
    事实上明朝中后期几次振作，都对应着北京的危机，成化对应正统景泰，隆万对应嘉靖。
    大明这样的老大帝国，没个首都被围级别的危机，是不可能对现状有动作的。
    万历时明朝一年只有四百万两银子的进账，这样的政府可以说连搜刮都不会，真是穷得叮当响。
    真正时刻面对着亡国危机的两宋搜刮能力都比明朝强。
    何况蒙古诸部别说有灭亡明朝的能力，连灭亡明朝的想法儿都没有，俺答汗所作所为怎么看也不是想进中原当皇帝的样子。
    至于大清，本身就有很强的草原属性，准噶尔真正地给清朝造成了国本动摇级别的危险。
    匈奴强而东胡亡，蒙古兴而金国灭，一旦准噶尔统一草原，那么清朝赖以压制汉地的满蒙同盟自然瓦解，这是要命的事情。
    大清真的有钱。乾隆光为个大小金川土司就砸了七千万两银子进去。
    七千万两，万历十几年间挨了全天下的骂，收来的矿税不到一百万两。
    光是平大小金川的钱就够万历同时打三四个抗倭援朝的了。
    何况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彻底征服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换了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一定会倾全力犁廷扫穴全灭准噶尔。
    而失去了这个机会，恐怕就再无机会了。
    放眼整个中国史，也就是汉武帝，唐朝皇帝，刘彻李治少数人既敢做这种决策，又能把事情办成。
    康熙打烂了葛尔丹，准部就不再能作为清朝亡国级边患，所以康熙后期是以守卫内蒙为宗旨，并无全力出击之念。
    雍正因能力问题而无法出击伊犁，嘉道两位则全无人君气象，他们都不像乾隆好大喜功，激励奋进。
    乾隆是连爬雪山越高原打廓尔喀这种完全不计成本的事情都要做的人，乾隆有野心也有能力，更恐怖的是，乾隆手里真的有钱。
    平准噶尔所则带来一系列相应作用，受准噶尔部压制的回部被清廷打爆，天山南路纳入版图，准部跨越无人区奇袭拿下拉萨，清廷为了搞定宗教问题也得杀入西藏，杀入西藏要通过青海，侵用和硕特蒙古地盘导致罗卜藏丹津反叛，灭了萝卜后青海只能成为实控。
    青海不宁则入藏另一条路需要打通，川西的大小金川就得挨打。
    准噶尔部和沙俄勾结，为了打断联系就得与沙俄展开外交，外东北疆界就得确认。
    真的换人来做西域再征服的事情，韦爵爷自忖自己就不一定能做得像康乾一样好，因为对西域而言，搞定蒙古西藏只是起点，搞定中亚和沙俄才是问题的终点。
    这个终点，直到苏解体不存在了，才算到达。
    乾隆能在西方势力杀入东亚的前夕完成这个起点，是对华夏有大功的。
    韦爵爷从来不会因为清朝本身带有的残暴无耻、戕害人民的属性而否定康乾为边疆做出的努力。
    清廷对蒙古的控制，甚至慈禧御下的一系列高级手段，都是韦宝很佩服的。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大军出塞把元朝残余撵到漠北，可是还是没法斩草除根，草原上永远是一波一波游牧民族。
    到后来明朝干脆形成烧荒惯例，每年秋天派人去长城以北放火。
    《英宗实录》说：“御虏莫善於烧荒，盖虏之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虏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虏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
    明朝方逢时《烧荒行》云：“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大碛平川鸟飞绝，莽莽龙庭暮云黑。秋风萧萧边草黄，胡儿牧马乘秋凉。将军下令促烧草，衔枚夜发何仓皇。边头路尽迷行迹，黄狐赤兔如人立。心惊魂断马不鸣，月暗沙寒露沾湿。阴崖举火各因风，炉结如云万里同。虏帐千群皆北徙，烈焰夜照阴山红。山头突骑飞流矢，几人还向火中死。白骨成灰散不收，恸绝胡天作冤鬼。东风吹绿旧根荑，乾坤回首又春归。惟有游魂归不得，年年空逐野烟飞。”
    在隆庆和议之前，明朝与蒙古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明英宗自己也在亲征中大败，被抓。
    为了防备蒙古军队每年寇边，明朝设立九边重镇（后增加到十一镇），专为蒙古。
    隆庆和议抓住了一个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具备，达成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也不丢面子的好协议。
    俺答汗名义上向明朝称臣通贡，边界上互市，此后大的战争再也没有了，直到明末清军带着蒙古人一起入关。
    清朝搞定蒙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清朝是以小族临大国，蒙古是友军，拉着蒙古八旗一起当征服者当大爷骑在奴隶头上为所欲为。
    清廷治理蒙古和治理汉地的手段都不一样，蒙古基本上是自治的，为了防止蒙古坐大，把大大小小的部落里面的首领全都封成外藩蒙古王公，互不统属，也不许互相侵占，蒙古人代代娶清朝的格格，蒙古王爷全是额驸，跟清廷是直通的。
    所以满洲人入关以后要求汉人都剃头留辫子，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蒙古西藏来这套，清朝在汉地十八省开科取士，却并没有在草原上搞郡县制派遣流官治理，甚至也没有想过在蒙古改土归流。
    至于说清朝推行什么减丁大兴黄教之类，可以说是蒙古人自己本来就已经选择了黄教，早在元朝时候蒙古人就开始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太符合胃口了。
    后世留在欧洲的一支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在周围都是东正教徒和***的地盘上仍然信黄教，满洲人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要说减丁，藏族自己就一直在减丁，吐蕃强盛时候多少人，到了后世，西藏还剩多少人。
    历史上各时期藏族人数的提法悬殊都大。
    在七世纪吐蕃王朝统治下的人约有一千万，到清代雍正时西藏地区只有二百多万，不到一千年人口减少了八百万。
    蒙古衰落也是必然。
    首先是战斗力的问题，清朝入关前蒙古诸部已经被打服，皇太极称帝前就已经被蒙古诸部尊称博格达彻辰汗，成为了蒙古诸部的大统领。
    清朝是靠联姻，但是仅仅是通婚的统治是不牢固的，比如内喀尔喀部总是摇摆不定，清朝多次出兵惩罚，最后内喀尔喀部被林丹汗背后插了一刀，夹击中彻底被消灭。
    叶赫部也是因为以协助明朝的罪名剿灭了，这都是实打实打出来的。
    所以征服蒙古诸部的除了通婚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清廷强悍的战斗力。
    林丹汗以成吉思汗自居，多次南下侵掠，明朝无力阻止，只得开“市赏”，后金崛起后铁血大明朝更是制定了“制东夷在先款西夷”的伟大战略构想，想依赖林丹汗对抗后金，想每年给林丹汗四千两换取其协防广宁，但是林丹汗连明使都不见，第二年明朝乖乖的提高到四万两白银。而同时期林丹汗派到后金的使节因为用词不够尊重直接被砍死了，林丹汗屁都不敢放。有趣的是，崇祯继位后，在战场上林丹汗被后金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因为“市赏”问题，林丹汗却可以轻松攻掠大同，杀死大明军民数万人，大明抵挡不住只好复开“市赏”。
    但是林丹汗遇到后金还是打不过，最后被追杀亡命青海，后代降金，蒙古完全被后金征服。
    大明的统治者到文武群臣的战略眼光太肤浅了，和大清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就蒙古问题来说，最关键的战略要冲在哪里，韦爵爷认为就是蓟州。
    蓟州在天启年间没有经历什么战事，到了皇太极和崇祯时代就热闹了。
    韦爵爷看来，蓟州最关键的作用是是震慑掌握了燕山地区，清朝时设置了热河都统，整个清朝时期，热河地区的最高长官都是武官，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
    滦河向上一直到上都方向，草原核心区尽在掌握，进可攻退可守，蒙古地区新兴崛起势力都可以做出快速反应，防患于未然。
    同时也掌握了山海关内重要的水路运输线，铁路出现以前，内河运输补给能力极强，战略价值极高，这样一来，燕山要塞可以得到充足的补给，同时也成为了保护华北平原的屏障。而东侧支流又可以震慑辽河，使兵力可以快速投放到东北平原和东蒙地区。
    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清廷在地理上就对蒙古地区占据了极大的战略优势。
    所以为什么清廷时期，每年春末夏初要蒙古王公贵族来围猎。
    大家除了打猎吃肉联络感情，清廷还要秀一秀肌肉，告诉蒙古别不听话，不听话就是作死。
    同时，清廷还修建了很多喇嘛庙，文武两开花，彻底解决了蒙古草原几千年的边患难题。
    反观铁血的大明王朝，明朝把燕山地区放弃了，然后在平原上建了长城。
    滦河和辽河都让给别人。
    所以明廷一直被蒙古打的抬不起头。
    大明王朝的这战略水平，韦宝是想不明白的，甚至在最厉害的朱元璋和朱棣时期，都傻的冒泡，该控制的地方不好好控制，自己把战略要地用长城一分为二了。
    打又打不过，战略思路也跟不上，最好也就只剩铁血上吊水太凉了。
    清朝一国多制。
    要想让不同意识形态的国民统一在一个国家，最省力最高效的方法不是屠杀，而是允许其自治。
    西汉刘邦独创了权利让渡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一国两制。
    但是，其后的汉人政权在儒教扩张的原教旨主义下，走向的大一统这一条路，以至于历代汉人政权只能在汉唐规模中打转，再无突破和爆发。
    太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太强调儒学独尊了，自然不利于疆土的扩张。
    汉人拥有儒教教义这一大杀器，固然可以保持汉文明千年不坠，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占性，唯一性的弊端也很大。
    由此，华夏后世两次版图的大扩张，也只能由全然不被儒教教义所束缚的蒙古人和满人实现了。
    儒学的根本在于礼法上坚信嫡庶观念。
    满清皇帝却是完全不搭理的，历代皇帝传位，在诸子之中选贤与能。
    类似宋朝、明朝因为立储而导致的多次国本动摇，在大清根本没有发生。
    在满人的朝廷中，汉人的儒学从来没有被真正尊崇过。
    大清三百年，一无名臣，二无大儒。
    历代满人皇帝的基本共识就是汉人的儒学只适合被使用来统治汉人而已。
    清朝只用儒学治汉人，对于蒙藏回各种并不要求。
    满人精通汉语却不会满语，还要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
    后世以为满人只知道闭关锁国自守，然究其实，清朝十三行的外贸惊人，远迈前代。
    所谓的闭关锁国，在满人眼中却是有效管理。大清外贸商品遍及全球，给十个大明朝都比上大清朝的全球贸易量。
    任何将意识形态定位一尊的国家，都必然在国际大争上全面收殓而失去去扩张性。
    只有奉行多元主义兼包并容的国家才有全球视角，才可以频繁对外用兵。
    如果排斥他国之文化，非得将他国之人的意识形态统一了，那么，用兵的成本已经很高昂了，更不用说治理的成本了。
    蒙古人、满人的成就，汉人注定是无法学习也不可能企及的。
    韦爵爷其实是明白这些道理的，但是韦爵爷不想放弃对天地会和天地会治下地区的绝对控制，等于是历代汉人政权的翻版，顶多说在科技上有一点先天优势。
    在制度上，说是推行资本主义，但韦爵爷的资本主义是没有经过原始积累，直接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折腾的。
    这是一个畸形的产物，韦宝自己也很清楚。
    韦宝自己又想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让自己向封建皇帝一样。
    韦宝又想获得高度自由，商议繁荣，科技发达，极具扩张性的国家形式。
    可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不过韦宝也并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韦宝毕竟是一个凡人，凡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在这个阶段，韦宝在制度上，吸收后面清廷的许多经验，再吸收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波拿巴的经验，有这两项，就已经很无敌了。
    韦宝并不觉得把清廷的许多封建制度的巅峰之作和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波拿巴放在一起有什么违和的地方。
    而且在时间顺序上，韦爵爷觉得三者是连贯的。
    靠清廷的发展历史打基础，剩下两者是韦爵爷的进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