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到内阁的是丁绍轼。
    丁绍轼看见韦宝这么早来，有些意外，“韦爵爷，今日要面圣吗？”
    韦宝点了点头：“本来就是陛下招我入京的。”
    “嗯，不过不知道陛下今天会不会上朝。”丁绍轼道：“要不然你问一下管事太监，看看陛下会不会招你去宫内相见。”
    “不问了，能见着就好，不能见着便随缘。”韦宝笑道：“是陛下招我入京，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呵呵，韦爵爷倒是挺有道家风范，可惜现在的主上不是嘉靖爷那儿会了，否则你肯定更加受重用。”丁绍轼微笑道：“走，上我值房喝口茶吧。”
    “好啊。”韦宝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对于和丁绍轼这种东林党大臣走的近，会不会引起魏忠贤的猜忌，韦宝现在是不在乎了的。
    其实喝口茶，也不算走的多近。
    丁绍轼闻言很是高兴，没想到韦宝毫不避讳到自己值房。
    丁绍轼自然希望韦宝能靠向东林党，他现在在内阁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了，非常需要一个像韦宝这样的强援。
    以韦宝现在的年纪，实在太年轻，想进入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韦宝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同时横跨地方实力派和京官两条线，怎么样看，都能算是非常有实力的人了。
    到了丁绍轼的值房，丁绍轼殷勤的为韦宝泡茶。
    韦宝笑着东拉西扯，说些闲话，仿佛两个人挺熟络一般。
    其实丁绍轼平时是很高傲的，韦宝并没有与丁绍轼多接触过。
    两个人通过品茶论道，闲谈朝政。
    韦宝尽量避开谈朝政，因为韦宝一来不懂什么，二来不想与人谈这些。
    所以丁绍轼尽量往朝政上面引路，韦宝尽量避开，最终谈的最多的还是茶和道。
    韦宝对道教挺感兴趣的。
    大明这个朝代，也是道教的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
    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即“道”的教化和说教，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又是“大自然的规律”。
    而道之在我者就是德，所以规定道教徒要“修道养德”。相信修道可以使人永远摆脱尘世的疾苦与烦恼。
    在个人修养上，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做到“不自矜”、“清静无为”、“清心寡欲”。
    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有两种：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和平的世界。
    二是企图通过个人修炼延年益寿厚道成仙。道教的思想渊源还包括古代崇拜鬼神、巫术和神仙方术以及阴阳五行思想。
    道教创立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有着重大影响。
    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必须了解道教和它的发展史，所以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同样要研究中国茶文化，也必须研究道教及其思想。
    佛、道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佛教徒修来生，企求死后能往西天极乐世界。
    道教徒修今生，盼望长生不老做神仙。
    道教徒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注重研究炼丹、气功、医药、养生，所以名医多羽客，寿星出道家。
    同时道教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些都和茶的自然属性，品性和功效紧密相关，所以道教徒说茶是“仙草”、“草中英”，因而爱茶、嗜茶。
    道教经历了五代战乱，出现了衰微景象。
    入宋，道教复兴，出现了两次着重道教热，第一次是在宋真宗时期，诡称人皇九人之一的赵玄朗是自己的始祖，于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赐24代天师张正隋为“真静先生”。
    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时期，“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开封寺院改宫观69所，僧尼改德士，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生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
    许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促进了茶的发现、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而且是国人饮茶之“道”的最直接的来源。
    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
    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灵了。
    后来，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
    起初，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
    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
    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苦苦纠缠于名缰利锁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传统道教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失为一剂良药。
    首先道教让人们内心宁静。
    在道教看来，人心浮躁不安、偏激失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欲望的尺度。
    处置好之，才能成为“常清常静皎如月，坦然应对世事人”。因此，道教主张“清心寡欲”、“宠辱不惊”。
    人作为万物中的个体存在，必须遵循事物运行的规律，树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观与得失相互转化观，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顺应自然、荣辱不惊。
    其次道教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名利。
    有些人，一生为了名利付出很多。有的人，通过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在成功的另一面，却失去了许多人生乐趣甚至人的尊严。
    而更有甚者，虽然努力了，但结果并不理想。
    生活中，不必苦苦强求名利，或许是机缘还不够成熟，更不要怨声载道。对于名利，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立场。
    只有对名利看得开的人，才会拥有达观丰盈的人生。
    再次道教让人们对生活更加乐观。
    道教讲“阴阳和合”，即认为事物都有正面与反面，有相互矛盾的现象，也有相互融和统一的方面。
    主张看待事情不要执着于一个死角去思考问题，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大尺度的时间来看，任何事情是好是坏并不确定。
    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在本质上和财富、地位、权力没有绝对关系。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心态决定，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狱。
    要开心，先“开”心，跳出心灵的圈套，钻出并打碎“牛角尖”，会使人感觉人生一下子海阔天空。
    虽然韦宝尽量避开谈论朝政，但丁绍轼依然与韦宝聊的挺开心的，没有想到韦宝的知识挺渊博的。
    丁绍轼是最清楚韦宝怎么金榜题名的一帮人，虽然不会在背后说什么，但骨子里是瞧不起韦宝这种靠歪门邪道上来的人，靠溜须拍马，靠手段获取了权势的人。
    因为丁绍轼这种大学士都是靠科考正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
    当然，他们也依托人脉关系，但他们自己不会认为属于溜须拍马，他们只会觉得命该如此，是他们的座主有本事，连带着，便该他们上位。
    丁绍轼，字文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生于贵池县一书香之家。
    父名旦，岁贡，官湖广衡州府通判。
    相传在他出生前，其父梦见一只白鹤飞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
    幼时胸腹有七个黑点，联缀酷如北斗星。幼即颖异，善于作文，文不矫揉造作，意赅言简。
    性格长益深沉，有气度。
    万历二十年，1594年选贡，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十三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年，授翰林院检讨。
    丁绍轼的升迁路线几乎与韦宝一模一样，但韦宝比丁绍轼当时的年纪整整小了三十岁。
    有时候，丁绍轼自己也会感慨当官要趁早。
    包括丁绍轼在内，所有人都知道韦宝是前途无量的。
    韦宝即便从现在开始，不依靠任何人，只要不犯下弥天大错，三十岁入阁，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丁绍轼当官之后，先是接母亲到京城生活。
    无多时母亲病故，便告假扶棺回故乡安葬，守丧三载。
    服丧期满，回京任原职，奉使册封华阳王入楚。
    完成派遣任务后，顺道回乡拜谒父母墓，又以患疾病为由在家乡居住两年。
    得诏命回京，领取两年供俸。
    随即被任命为起居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典福建乡试。
    继之又以病假在贵池休养三年。
    这三年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以为复职时实用。
    并注意留心时政，揣摩国家大事。
    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春，朝廷召其还京任职，绍轼以病辞谢，上不允。
    天启三年擢宫侍，天启四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绍轼说话声音洪亮，每讲经史及《帝鉴图说》都深入浅出，皇帝听了高兴。
    一天，熹宗偶感小疾。
    绍轼因《帝鉴图说》有唐明皇遣归方士一篇，就其中清心寡欲，节饮食，慎起居数语委曲陈说。
    熹宗为之动容。
    又一日，讲“博厚、高明、悠久”《书》义，引高帝事为配合，熹宗称赞曰“诸臣所进讲者，朕率不能晓，独此高鼻，指绍轼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朕能具悉。”
    天启五年，1625年春侍幸太学，帝赐坐于堂上，众臣为他高兴。
    这年八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首辅是昆山顾秉谦，次辅是南乐魏广微、周如磐。
    周如磐分管绍轼的礼部工作，故绍轼位居其后。
    绍轼因能力强、业绩显，晋升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熹宗给四代诰命，荫一子任中书舍人，并赐坐蟒银币。绍轼上疏辞谢，帝不允。
    所以，丁绍轼也属于火速升迁的人，很晚才中进士，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因为给皇帝讲学，与皇帝有了接触，才获得了火速升迁的机会。
    这一点，也与韦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属于得到了盛宠的人。
    丁绍轼感谢皇恩，就国家如何备战备荒，防御外族入侵，尤其是京都的安全给熹宗朱由校上疏，阐述自己的宏观高论。
    疏云，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天下城池的安危没有比京师更为重要。
    要使京师固若金汤，应是守有守之兵将，守有守之兵器，守有守之粮饷、物资，而积谷储饷为京师安危第一等要事。今日京仓所积之粮，除本年正常支出外，能有多少积蓄，皇上应该问一问，做到心中有数。守城之兵将，谁分管何地、何事，万一战事发生，出现伤亡，谁接递谁，皇上也应过问，以做到从容递迁递去。
    至于文武官员之任职，应该将其姓名一一书写在御屏之上，各司其职。管理兵器者，应知兵器之详细数；操练兵马者应精通战略战术；管理粮饷者应知晓补充粮饷的来源和运输渠道，管理火药者应做到安全万无一失。
    对多年忠于职守者要嘉奖加衔，工作成绩出色者要越级提拔；对忘乎职守者，要罚无赦。若如此，则兵无不强，国无不富，守无不固，战无不胜，京师形势当是安定无虞。
    熹宗大悦，以绍轼为忠恳为国，对丁绍轼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