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再次将与袁崇焕通信时的和议条件抛了出来。
    “我亦乐于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
    皇太极的目的很清楚，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崇祯得到议和的信息。
    然而皇太极哪里晓得，正是因为崇祯此时还满怀希望于五年平辽，怎么可能同意这个议和条件。
    而大明的群臣又怎么敢在这个时候劝崇祯同意议和。
    皇太极后与降将召对，麻登云就承认了实情：“明帝年幼，执政众臣不忠，各图自保。议和之事，惧不敢奏。奏之而听固为善矣，倘或不听，亲族诛灭，故不敢言。”
    自此，皇太极彻底搞明白了明朝这边的心态。
    但皇太极这个时候是仍然不死心的，仍试图劝明朝诸臣。
    “蓟州官员，尔等与上级官员商议，启迪尔帝，速议和好之事。先时官员皆诳君轻敌，乃不允议和者，或被战死，或被尔帝所杀，此外，曾有一建立功名者乎？我素养无诡谋，惟以至诚相告。如执以为不可，是天运使之然，我亦无可奈何矣。”
    结果，自然是回音石沉大海。
    皇太极最终到，自始至终，议和不过是自己这边一厢情愿罢了，大明朝廷方面根本就从来没有想过与自己议和。
    从此，建奴方面对大明朝廷才彻底死心。
    韦宝这个时候是不同的，宝军具备与满人议和的几乎所有条件了。
    只差韦宝与聪古伦格格完婚，达成议和的最关键一步。
    对于韦宝与聪古伦格格的婚事，努尔哈赤当初同意了韦宝的条件，也是非常忍让的。
    既要出一千二百万两纹银的嫁妆银子，又同意聪古伦格格过继给蒙古贵族为女儿，以免用他努尔哈赤女儿的名义这么刺眼。
    当然，条件谈好，努尔哈赤肯定是不满意的，肯定想讨价还价，否则也不会有这一次的建奴全面袭扰辽东的大战了。
    努尔哈赤想通过胜利，改写条件。
    可这个时候，聪古伦格格又跑到了京城郊外，直接来找韦宝来了，又给本来就迷雾重重的宝军与建奴方面的议和，增添了很多的喜剧色彩。
    韦宝要想与后金议和，在韦宝和后金方面，其实没有什么障碍了。
    关键两者旁边还有一个大明朝廷。
    大明朝廷是在韦宝和后金头顶上的，并没有夹在两者之间。
    后金这个时候还不敢完全得罪大明朝廷，并且，不管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还是很多的后金大臣，都对大明朝廷抱有幻想，希望大明朝廷有朝一日能够认可他们，给他们王府级别的待遇就可以了，能把他们当成朝鲜一样看待，后金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很满意了。
    但韦宝就明显要比后金方面更加顾忌大明朝廷对于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女儿，与后金私下议和的看法了。
    这很有可能会惹来他与大明朝廷的决裂呢。
    毛文龙之死，这种性质的事件，在崇祯时期比比皆是。
    事实上，袁崇焕私杀毛文龙，然后崇祯背书这件事，让所有的稍微有点私心想活命的武官都不敢再相信朝廷法制。
    毛文龙有罪没罪，要过三司会审，要有定论，要剥夺其加衔其官职，予以处死。
    这种恶劣的事件，中央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定性表态。
    但是崇祯，把人命当做了筹码，你袁崇焕拿朝廷信誉随意斩杀一品高管不要紧，只要你五年能平辽，我就帮你冤枉毛文龙。
    大家都是官场几十年混上来的，都不是傻子，一眼就知道崇祯在想什么了。
    你要跟曹操杀粮官一样做的干净也就罢了，你不仅没做干净，还把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这就完蛋了。
    大明这个时代，虽然武官在文官前面是没啥尊严，至少命还是有保障的。
    但是杀毛之后，武将们觉得就连命也保不准了。
    文官只要给皇帝下个保证几年干成什么什么，武官直接就随便杀，随便找几十个罪名很难吗？
    就找着官大的有名气的宿将，杀几个立立威，就好了。
    南明时期，文臣只能亲自领兵了，因为凡是有点本事的武将都军阀化了，大都不想被莫名其妙的白白砍死。
    要么，有点条件的都投降了满清。
    就是这么回事。
    真正有抵抗能力的军事将领，基本全是明朝体系外的。
    最关键的是，崇祯觉得袁崇焕杀掉了毛文龙，这没啥。
    袁崇焕当时肯定也觉得自己杀掉了毛文龙没啥问题。
    但是袁崇焕应该没想到，在他眼里毛文龙是拉皇帝大旗，随便就杀了的蠢狗，在崇祯眼里，他袁崇焕也是条狗，在崇祯眼里，所有给他办事儿的高官都是狗，想杀就杀。
    毛文龙不过就是个闹剧的开头，借袁崇焕之手完成的罢了。
    文臣以为自己在武将上头，却不知道，自己跟武将其实是同类，在崇祯眼里，都是随意可杀的狗。
    崇祯杀到最后，文官一句实策不再提，武官一道圣旨想调动那是做梦。
    李自成进京，崇祯手头竟然没有一支能护送他出京的部队，敲钟敲了半天，禁军、文臣、武将、皇亲国戚、锦衣卫无一人前来护卫皇帝，都在城门口迎接闯王进城。
    崇祯最后自杀，也只有从小陪着他的老太监王承恩而已。
    要知道就连吴三桂的孙子最后自杀，都有百多人自尽从死。
    至少在大明的京城，崇祯可以说是人心尽失。
    毛文龙之死，对明朝严重吗？
    也严重也不严重。
    不严重是说，明朝人才确实多，制度运行得当，总会有人才冒出来。
    远的不说，满清的开国先锋三顺王都是东江班底，里面还有尚可喜这种后来参与了三藩叛乱还能没事儿的妖孽。
    严重是说，很遗憾，由于制度运行不得当，朝廷大法完全没有了公信力，可怕的是，此类事件后面又发生了几次，完全崩坏了制度运行规则，不会再有合适的人才冒出头了。
    毛文龙之死，这种性质的事件，在崇祯时期比比皆是。
    崇祯一朝，不会用人，也不懂治国。
    有时候韦宝真心觉得，
    看了明末才知道近代史都没那么坑了。
    其实之前有过之无不及的事多了，看了靖康，韦宝也可能会觉得明末也没有那么坑。
    而如果看了五代，韦宝甚至可能就会觉得大宋也没那么坑了。
    石敬瑭当了七年的儿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后晋最窝囊的事显然远非丢掉幽云十六州而已。
    石敬瑭死后，侄子石重贵继位，决定对契丹致书自称孙儿，不再称臣，结果“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然后契丹就来打了。
    944年、945年，后晋与契丹两次交战，契丹均未得手。
    946年，契丹第三次南下，后晋重臣杜重威、李守贞和张彦泽等人率军向契丹投降，后晋丧失主力。
    947年正月，契丹军直逼开封，“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
    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后晋灭亡。
    也就是说，此时契丹其实已经把汴梁和中原打了下来，比靖康之变早了180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曾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
    可见本来已经打算要做中原之主了。
    只是契丹自己的统治术不过关，在中原“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结果激起大规模的起义。
    辽主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这才逐渐撤回北方。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么雄才大略之人，怎么会想出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样自废武德的馊主意。
    这就不难解释了，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威胁的不止是皇权了，而是中原王朝本身的生存，如果不是契丹自身有些问题，中国说不定就跑步进入辽朝了。
    特别是如果把唐、五代、宋看作一个整体，就可以发现，之后历代王朝各种颇为人诟病的缺点，往往其实出于吸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初衷。
    比如宋朝禁军坑，这事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更不可能不知道。
    卫所制的设立，其构想就给人一种是不是想复兴李世民的无敌铁骑的印象，结果用过了才知道，支撑军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军户纷纷逃亡，最后还是要回到募兵。
    石重贵停止对契丹称臣时，李崧劝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
    这句话既然上了《资治通鉴》，宋主肯定是听进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结果宋朝倒是够能忍，忍大金一直忍到蒙古人打过来。
    宋朝的历史教训，都是投降派坏了事，要不是屈膝投降早恢复中原了，皇位上放头猪都比投降派强，这种论调，大明君臣更不可能不知道。
    于是明朝就来了个打死不议和不和亲不纳贡。
    大明亡在外交太僵化，饥民遍野了还多线作战，上上下下无一人敢承担议和就是罪人的骂名和压力，当然又是因为宋朝做得太过了。
    归根结底，那就是清谈误国。
    于是清朝又学到了，又来了个君主专制巅峰，以至于万马齐喑。
    归结起来，传统教科书说安史之乱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后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中原王朝开始如同着了魔一般，不断地对前朝政策矫枉过正，自身纠错能力似乎开始减弱了，而无论哪种新制度和政策都难以再做到把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军事强大和技术先进较为完美的结合起来。
    别说以前的朝代，就连已经在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现代生活了几十年的韦宝，来到了古代之后，依然是一脸懵逼，时常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是没有方向的。
    韦宝也不知道自己想象中的资本主义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君主立宪制，最后能搞成什么样。
    会不会因为搞垮了历史，把自己一并埋葬掉了。
    长期以来，殿试只是皇帝主持考试，明代很多皇帝对于这个不感兴趣。
    一般出题都是内阁所拟，但是崇祯皇帝却自己重新做了一篇策问。
    在策问里他提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官员腐化、士风败坏，用什么方法能够改变士风，让官员变得清廉，德才兼备。
    满清地小民少，一旦起兵，居然本朝打不过，这是为什么。
    现在对付他们有什么策略。
    农民起义蔓延，国家财政没有钱，又要体恤百姓，又要养军队，有什么办法能够两全。
    屯田和治理盐税制度，是解决财政的办法，为什么不见成效。
    河套问题、起义军和海寇一直作乱，加之水灾和旱灾，怎么消除。
    为什么文武分隔，如今牢不可破。
    这也是明朝末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时比较紧迫，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看到崇祯皇帝早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是他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和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只有23岁。
    其实这些问题最应该由当时的内阁成员和六部大臣们商量考虑，但是内阁成员的表现如何。
    早期的成员周道登，崇祯帝问他，为什么宰相要用读书人。
    他一时不知道回答，就说要回阁中查一查书才能确切的回答。
    崇祯帝又问，近来文章里总是提到情面，这个情面是什么意思。
    周道登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弄的左右的人等都憋不住要笑出来。
    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位执政最长，揣测帝心，搞斗争很厉害，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基本上没有。
    关于贪污腐败，因为明朝正常的俸禄十分低，从海瑞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使得大量的官员贪污腐败，而且贪污这种事的情况就是搞了一次，停不下来。
    崇祯帝早期一直讲文官不爱钱，当时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一疏，把这些情况说明了一些，崇祯帝觉得很满意，想提拔他，结果吏部尚书王永光给了一个建议，让韩一良指出最严重的事件，要重惩贪官，韩一良不敢说，最后拿几个被打倒的阉党做例子，崇祯帝十分愤怒，但是最终还是放过了韩一良。
    此后崇祯帝试图依靠特务机关来打击贪污，结果是这些个特务机关也是一样。
    时人记载，崇祯中期的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每缉获到州县官员送到京城的礼单就故意把收受双方的名字泄露给当事人，然后挨家索贿，直到满意了才罢手。
    东厂也是同样，有一个知县送了24两银子求翰林胡守恒撰写一篇文章，被东厂侦查到，去找胡守恒索贿。
    胡守恒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为了避免麻烦，还是送给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才销了灾。
    面对满清，继承皇位的崇祯皇帝只有17岁，驾崩时只有33岁。
    他的主要对手皇太极是34岁登基，而且是一个极其老练的政治家。
    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部对于当时赶往京师勤王的军队不知道如何派遣，户部为粮饷着急，工部一时之间备不齐器械，袁崇焕被捕后，祖大寿和何可纲居然带着部队逃回山海关外，满桂与清军战斗时，城墙上边发大炮配合他，却误伤满桂的部队，满桂也受伤。
    这一切把明朝的虚弱展露无遗。
    其实关于气候，人口的大量增长和气候造成的农业减产，最终变成了大饥荒，而当时的政府拿不出任何办法。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饿殍枕藉。
    懋才奉命入陕调查，见故乡吃人的惨景，五月十八日上报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熟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遣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抚臣岳和声，引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次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
    韦宝每每看见饥饿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都很难受，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流泪。
    并且也会为人民生活之艰难而难受，这完全是一副末日景象，但是政府还是要他们交粮饷，他们怎么会不造反，怎么会不起义。
    政府也有难处，东边的满清，西边的起义军，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
    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内外交困，一个贪污腐败而又毫无能力的政府机关如何去解救这些民众。
    满清来了之后，又是战乱，屠杀，人民是真的很有韧性。
    崇祯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想问出答案，他自己有没有方案实在是不知道。
    崇祯一朝五十相，更换频繁，但是前期像阉党，必须去掉，再比如周道登之流，也要去掉，问题是这些人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在哪里。
    比如很多都是成基命这样的，对于时局无补。
    在非常时刻，成基命证明自己是一名理智的顾问，但他稳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毅宗求治的急切心情，因此难以在朝局中立足。
    在东林后起钱谦益、重臣钱龙锡相继去职的情况下，缺乏领袖之才的成基命无法博得毅宗的信用，最终使得崇祯初年富于东林色彩的内阁一改旧貌。
    其人生性宽厚，对党争对手也怀仁心，但于晚明时局无补。
    除此之外的党争不断也是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