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夕的东京城，热闹自是不用说，灯火辉煌，人流比肩接踵，四处都是欢声笑语。
    元夕的樊楼，却反而不那么热闹了，今夜是元夕诗会，乃是文人的场面。
    一年中最盛大的诗会就属元夕了，主要的诗会场所就是樊楼，元夕的诗会比起中秋，娱乐氛围更浓，自然也是商业氛围更浓。
    汝南郡王府里，今夜却没有了诗会。但是汝南郡王府的人，大多刚一傍晚，也就出门了，逛灯赏景，一年一会。
    街头杂耍卖艺的，卖花灯卖小吃的，说书唱戏的，摆灯谜摊子的，大概都要赚得个盆满钵满。
    今夜全城欢庆，乃至全国欢庆，甚至全国欢庆都不贴切，因为连辽国都会欢庆这个节日。
    如今的契丹辽国，早已不是原来，汉化程度早已极高，连辽国皇帝都亲口说过一句话语：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契丹贵族，也开始熟读圣贤，也开始之乎者也，开始说汉话，开始过汉人节日。
    自从檀渊之盟后，历史上辽国与大宋，百年不战，仁宗登基之时，两国更是好上加好，刚刚登基不过两年的辽道宗耶律洪基，还频频派使者来求仁宗赵祯的画像。洪基便是此时辽国皇帝的汉名，他的契丹名字叫查剌。这个道宗皇帝，甚至还能用汉字填词作诗。
    此时的辽国，不想与大宋开战，此时的大宋，更不想与辽国开战。辽国一切都开始学习大宋，连朝廷官职名字都开始学习大宋。还有一点辽国也学会了，那就是纸醉金迷与慢慢腐朽。
    善战的契丹人，从大兴安岭的山林里走了下来，占据了整个草原，甚至把影响力一直扩张到了西亚。契丹人的影响力之大，连后世千年，俄罗斯人依旧把中国人称之为“契丹”，俄语的中国，发音就是“契丹”。
    只是如今的契丹辽国，也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勇武善战的血脉越来越少，再过几十年，大兴安岭里又会走出一个小小的几千人部落，就是这几千女真人，轻易就灭亡了拥兵百万的契丹大辽。
    大兴安岭这条山脉，当真是个奇迹。这里的人，在商代就有记录，称之为东胡，汉人打跑了匈奴，唐朝打跑了突厥，从此之后，草原就是大兴安岭的舞台。
    鲜卑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柔然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契丹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然后女真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接着就是蒙兀室韦，蒙兀室韦就是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黄金家族，蒙古一词就是蒙兀，也是从大兴安岭走下来的，最后还有个满人，也从大兴安岭发迹。
    位于中国东北的这条不是很大的山脉，不知为何就能出得这么多能征善战的民族，兴许那里就是东亚的怪物房，一次一次跑出怪物。
    从突厥之后，草原人已经再也算不得什么了，而大兴安岭出来的人，从来不多，甚至往往连万人军队都凑不足，却能一次一次蹂躏草原，也带领草原人一次一次崛起。
    后人都说中原王朝永远的敌人是草原，其实不对。中原王朝前半段的敌人是草原，后半段的敌人是大兴安岭。
    东京城内的纸醉金迷，甘奇看在眼中，大宋风华之下，藏着多少危机？大师辈出的年代，又藏着多少不堪回首的悲哀？
    不过短短几十年之后，兴许那个时候，须发皆白、身形佝偻的甘奇，还能看到马踏汴梁的那一幕。
    甘奇坐在谈笑风生的人群之中，其实并不悲哀，只是从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狂欢里想起了许多。
    甘奇以往从未想过这一辈子的人生目的，这段时间以来，报仇也好，赚钱也好，沽名钓誉也好，不过都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点，活得更加舒服一点。
    如今，钱也赚到了，名也沽到了，也没有啥仇要报了。
    也唯有此时，才容得甘奇在纸醉金迷中去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到底该干些什么。
    这也是今日甘奇连一点填词装逼的兴趣都没有的原因所在。
    苏轼几杯老酒下肚，词作百出，引来阵阵喝彩，也引来更多的酒杯。
    甚至有人看着苏轼腰间挎着的剑，开口夸道：“苏子瞻，文坛剑客也！”
    满脸酒红的苏轼低头看了看自己腰间的剑，笑道：“这个名头好，我苏轼就是这文坛剑客，还有子由，还有道坚，我们是文坛三剑客。”
    甘奇微笑看着已经有些左右摇摆的苏轼，答了一语：“子瞻，我当做那朝堂剑客。”
    甘奇这一语，是想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不说什么救亡图存，但是他想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依旧如那汉唐，是一柄锋利的剑，依旧能刺狼杀虎。
    其实甘奇一直潜意识里就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这一刻彻底通透了许多。
    酒意正浓的苏轼只是连连点头：“好，子瞻所言大善，你我就做那朝堂剑客。”
    兴许这一语，也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
    苏轼这一辈，出身富贵人家，年少成名，二十岁名贯天下，前半辈子顺风顺水，没有一点坎坷。后半辈子却很是命途多舛，郁郁不得志。
    苏轼有豪气，有胸怀，有直率，甚至有比骄傲更多的自得自满、自以为是。之所以年轻的苏轼有这些性格，正是因为前半生太过顺利，没有一点坎坷磨练。
    这样的苏轼，在甘奇看来，并非不可。但是苏轼还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锋利。比任何人都骄傲没有问题，但也要有比任何人都锋利的棱角，才能让苏轼真正脱颖而出。因为这大宋朝，容得下文人的锋利。锋利如包拯，也未尝不可。
    恰巧，苏轼在那些性格之余，还有一种文人的多愁善感与优柔寡断。既骄傲，又柔软，这就是悲剧的原因。反倒是苏辙，没有那些苏轼的骄傲与自以为是，熬着岁月，一步一步，还走进了权力中心，短暂拜过相位。
    在大宋为人臣子，要么柔软到老奸巨猾，要么锋利得百折不挠。这大宋朝，唯有这两种人能脱颖而出，在大宋朝当官，没有至刚易折这句话。苏轼学不来老奸巨猾，那就只能锋芒毕露，指着皇帝鼻子骂。
    甘奇忽然站起，倒酒一杯，起身与苏轼一饮，说道：“子瞻，记住你今日这句话，当做那朝堂剑客。”
    甘奇把这句话说完，却又想了想自己，想着自己又该是哪条路呢？
    是老奸巨猾？还是锋芒毕露？
    有没有一条路叫作既老奸巨猾，又锋芒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