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惑自然是要解，甘奇头前说了那么一大通话语，也就是为了引出这个问题。
    便听甘奇环视一圈，开始解释：“诸位思虑一下，我大宋开国至今，马上快一百年了，人口涨了三四倍，田亩可有多出来三四倍？”
    苏辙此时真成了个认真的学生一般，立马答道：“道坚兄，人可以越生越多，越养越多，田亩却哪里能凭白变出来？能产量的好田好地，历朝历代千年耕耘而下，能开发的早已开发出来了，能开荒出好田好地之处，早已被人占在囊中，岂能还留在荒野里等人去？就算开荒，那也是一些贫瘠之处，种些瓜果菜色，种不得多少粮食。所以田亩之数，哪里能翻倍来涨？便是官家所言，也说天下出产，已有定数。”
    “对，天下出产，几乎就已是定数了，那多出来的几千万人，怎么又有饭吃呢？”甘奇问道。
    “那是我大宋地宝天华，物产丰富，再加上朝廷勤修水利灌溉，种植之法，种植用具，也多有发展，不是前朝能比。所以才养得活万万人口。”苏辙能当宰相的人，自然见识不一般。
    甘奇点着头，说道：“嗯，子由大才。但是归根结底，再如何发展，田亩数也并不能凭空变出来，田间的出产，也不可能翻倍来涨，一亩多收些许粮食，那也是尽了最大的人事，上天也有恩赐。也就是说，开国之初全国一年产多少粮食，到得如今，这个总数也并未增长许多，反而人口暴涨了三四倍。天下之钱粮，不在民，就在官，如此说来，人口暴涨，养活这些人口需求的粮食就越多，是否意味着朝廷其实收入反不如以前？”
    苏辙想了想，脱口而出一语：“道坚兄此言也对，但是呢……好似又不对，按理说，朝廷岁入钱财的数目，当是比开国之时多了许多，如今一年岁入可达六千万贯呢。”
    苏辙说得也不差，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不是钱的数目变多了，就代表收入涨了。
    “但是子由兄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开国之初，一头牛三贯钱，而今牛价早已达到了十贯。这钱，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若真是变多了，为何朝廷反而入不敷出了？”甘奇问道。
    苏辙舔了舔嘴唇，苏轼直接答道：“道坚此言有理，此言有理，朝廷岁入之钱数变多了，并不代表朝廷收入就真的变多了，反而是不如以前了。那这又与乱事危机有什么联系？”
    甘奇笑着说道：“这就要说道危机应对之道了，打个比方，比如全国一年产出之粮，共可养活万万人口，开国之初，全国三千多万人口。若是河北河东大旱，有一千万人口受灾，朝廷救之，是否不难？”
    “那自是不难，随便一算，全国其他地方之粮，足够养着灾民一年都不难，待得大灾过了，明年再耕就是。”苏辙答道。
    “那又比如现在，全国一年产出之粮，依旧能养活万万人口。如今全国算八千万人口，河北河东还是大旱，有三千万人口受灾。朝廷救之，可难？”甘奇再问。
    苏辙心中一算，大惊失色，连忙说道：“且不说河北河东受灾不产粮食，就算还以养活万万人口的出产总粮数目来算，也救不得三千万人口之大灾也。”
    甘奇立马再发一问：“救之不得，会如何？”
    会如何？苏辙都用膝盖去想，也能知道会如何？还能会如何？自然是揭竿而起，劫掠四方，大贼一旦起来，这就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朝廷穷得怕是连出兵平叛的粮草都缺，后果……后果不堪设想。
    甘奇说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人口暴涨了，其实就是整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变低了。就比如，一个家庭，本来有五个人口，一起劳作生产出能养活十个人的粮食，有一块田被大水冲毁了，问题不大，匀一匀，大家还能都吃饱。
    二十年后，这个家庭有了十个人口，生产出来的还是十个人的粮食，忽然有一块田被大水冲坏了，那么就得有人饿肚子了，这饿肚子的人，怎么办？他想吃别人的，别人愿意吗？别人吃饱，他吃不饱，他闹不闹？
    在一个小家庭里，闹一闹，还就过去了，全家一起勒起裤腰带过日子，兴许还勉强过得去，甚至到外面借点外债，总不至于让人饿死。
    但是这个问题升级到整个国家，饿一天，忍一忍，饿两天，小偷小摸，饿了三天，只怕无数人就得拿着刀枪棍棒去抢了。
    历史也一次次证明了这个问题，从汉唐，到宋明。中国这片土地上承载人口的能力，依照生产力水平慢慢增长，汉大概就是五六千万人口，唐大概就是七八千万人口，宋在一亿左右，明在一亿几千万的样子。明朝，之所有能大幅度上涨，那是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许多高产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比如红薯，这些作物的产量远超中国本土作物的产量，但是明朝依旧亡于受灾之后吃不饱饭的人跟着李自成揭竿而起。
    到得清朝，这些外来作物真正在全国大范围种植的时候，清朝末年，中国人口能达到四个亿，这几乎也是顶峰了。直到后来有了科学技术，有了化肥，有了机械，大修大建水利工程，甚至用机械耕种，但最重要的是出了个袁隆平。
    甘奇发问之语，救之不得，会如何？
    满场早已惊讶一片，甘奇话语已经说到这里了，会如何，还有谁能猜不出？
    治国理政，何曾有人这么谈过治国理政？
    满场众人，一片惊骇之中，脑中起的念头，似乎陡然之间，这大宋朝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
    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这大宋朝，本来就岌岌可危，几十年后就亡国了。甘奇所说的这个问题，可不仅仅是举例中的旱灾之类，国家多余的生产力越来越少，不仅是承受天灾的能力变小，抵御外敌的能力自然也越来越弱，这是宏观上的连锁反应。
    在东亚这个地方，三千万汉人，与一亿汉人，都能组织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军队。但是三千万汉人的国家，与一亿汉人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不说两者之间军队待遇，以及军械装备这些投入差别。就说战功封赏这件事上，唐朝开国，战功直接用大片的田地来封赏，打得突厥满地跑。到得唐朝中后期，人口暴涨起来，所有的土地都有了主人，皇帝还拿得出土地来封赏将士吗？这也是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的原因。
    当然还有许多微观与细节上的原因，比如宋还有重文轻武这个问题，但这些微观细节上的事情不是今天甘奇所要谈的。
    一片寂静声中，苏轼问了一语：“道坚实在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古往今来，从未有人把治国理政与国家兴亡说得这般透彻，道坚既然有此天人之思，那定有解决之道，还请道坚一并说来，快快说来。”
    此时满场之人，全部起身，要说这些读书人，忠君爱国当真不假，一个个作揖而下，已然有人激动喊道：“拜请甘先生传授治国理政之道。”
    “拜请甘先生为国谋策！”
    “拜请甘先生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