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蛇年生，整个童年时代都被文化大革命覆盖了。
    很模糊的记得，在一次乘船中我偷跑去了船尾，看到了泛起的白色浪花溅得老高，自船尾喷薄而出，汹涌着离船而去，我晕了，那时我只有四岁。事后妈妈讲出，那次是我们从台山搬家回罗定的途中，在江门至南江口的客船上。爸妈及二岁的弟弟都在卧铺上睡了，船务员把我抱了回来，告诫父母要照管好自己的小孩，在船上乱跑很危险。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初始的一次朦胧的记忆。
    父亲是罗定人，解放那年参加工作，后抽调去台山搞土改，娶了个台山的农村姑娘为妻，这就是我的母亲。六九年，父亲带着母亲及我和弟弟回到了罗定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高垌，这就是我的家乡。那时，父亲的工作单位一直在台山，实际上父母亲自那时起就开始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台山讲四邑话，与罗定白话差距甚大，本来内向不善言谈的我回到高垌后更是不想讲话了，没有了可玩耍的小伙伴。爷爷已不在人世，不是生我父亲的奶奶生有三个姑姑和最小的小叔，小叔比我大七岁，初回来的那一年多，和奶奶他们同吃住，是小叔带着我在陌生的地方玩熟。
    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台山不吃粥，贫穷落后的高垌一天两餐吃粥还不够米下锅，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琐事不合拍，奶奶和母亲终因吵架而分家。爷爷生前建造起的泥砖瓦房不算大，中间一大厅，两边厢房，座西北向东南，偏东北那厢分给我们住。
    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又在三年内先后出生，至此，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小孩在高垌艰难的生活着。因为妈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赚工分领取粮食，我是大哥，带弟妹及做一些小家务的重任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我的身上，过重的负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那时我还小呀！以至于妈妈叫我拿小弟的屎尿裤去村水道洗涤时我任由它漂走，这是我无声的反抗。
    七岁那年的九月，我错过了入学的机会，七三年的春节后，父母发觉我八岁了，都长了那么大还不送我入学好象讲不过去，于是找来了一年级的陈老师，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在竹椅上正襟危坐，陈老师问了我一年级的一些内容，我基本上都能答上来，陈老师对母亲说应该可以跟得上，于是我就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插班读书了，后来证明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差，还可以。
    读书后我才有几个可玩耍的小朋友。放学是分片排队的，我所在的那一排有三个自然村同路，有一个自然村在半路分了叉，和那个村的小朋友我始终不熟，新华垠经过我们的垌心村还要去得更远，阿斌是那村的人，同班兼同路，他成了我的好朋友，还有一个高我一年级同村的阿新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高垌小学校门口的对联，文革时期，学校就基本上按此方针指导教育了，要求我们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兵，更要批判资产阶级。
    五年的小学生涯，都在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中度过。学校有交木柴的任务，有种水稻的试验田和“大种反修蔗，不吃进口糖”的山坡地；也曾经专门停课二天割草卖给生产队石灰窑的；学校在半山腰，为了建造一个旱厕，专门下达了一个学期要交多少担石头的任务；挖坑、挑土杂肥上山、种蔗虽然课程表标明每周只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及一个下午的大扫除，但学校的随意安排，自由活动课往往变成了劳动课，劳动压得三年级以上正在长身体的童年弯了腰，不过习惯于听老师话的我还是硬撑着完成了所有的劳动任务。
    记得在学工方面学校曾带领全体师生翻山越岭，不惜步行十多里的崎岖山道，爬过高山背，参观蒲垌小学的校办算盘厂，一天马不停蹄的来回，超负荷的劳累，童年的我，一个星期的小腿还疼，一生的无法忘怀。
    文革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要有需要，解放前受过苦、与地主有血海深仇的远来伯伯不时的被邀请到学校忆苦思甜，给我们吃非常难啃的忆苦餐，告诫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队时常组织批斗会，会场就在学校，那些群情激昂、近乎侮辱与虐待的批斗场面令我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暗。还有目睹着戴高帽敲铜锣游寨的以及看上去并不坏的“黑五类”经常修整大队附近的路，孩童时代所看到难以费解的事情确实是太多了。
    四年级，被学校选入“红小兵宣传队”那时生产队社员晚上要集中起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唱革命歌曲，大队干部、老师晚上带我们轮转着去各生产队蹲点，轮到的那晚，生产队会在晒场上挂起汽灯，照得没有通电的山村亮了半边天，吸引全村的大小老嫩在晒场的灯光下乘凉，唱歌在晒场上进行，当然也少不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戏，依稀的记得小板“红小兵，来做戏，什么戏，红灯记”没有舞台的表演，童年时代只觉得好玩。
    回忆读小学的五年，发觉满脑子装着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课堂可回忆的却少得可怜，依稀只记得交白卷的张铁生及要向她学习的黄帅，决裂的电影倒是看了又看，老教授臭老九在台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台下的学生要求“多讲猪和牛”一脚牛屎一脚泥，打铁匠凭借着起了老茧的手就可以上大学。如此的诱导，暗示了我们幼小的心灵读书无用，从此影响了我们长大后的一生。
    入学后我彻底改变了台山口音，人也变得活跃多了，自认识了阿斌和阿新后，从此融入了高垌山村。放学，是我们的世界，童年，随便在屋边的泥地里一蹲就可以玩上半天，或玩扑克、军棋、做三和做镬，或玩挖坑挖灶，或玩陀螺，或弹黑榄核等，晒得满脸黑红的我们，浑身夹杂着泥土的芬芳与汗酸的咸臭。
    千万要记着傍晚6时后要回家做家务，这是母亲经过千万次的强灌高压后给我的条件反射，母亲要背着幼年的小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近7时才放工回来，她一回来，就要看到装满两担水的大镬头的水烧烫了，以便用于全家人洗澡，就要看到用柴火煲熟了的饭，就要看到去菜园摘了经过洗干净的菜回来，还有喂猪喂鸡。若不完成这些，我们三弟妹就得挨骂，我做大，骂得最多的就是我。
    我不敢怠慢，放学后不管玩得如何兴起，也要叫回来二弟及妹一起做家务活，我挑水，弟煲饭，妹去菜园，本来很好完成，但最麻烦的就是弟发脾气，不听安排，他知道多数挨骂的是我，所以他不紧张，往往把我气得哇哇叫，我只得做多，先是空出锑煲的粥用于混糠喂鸡，然后用柴起火让弟看火煲饭兼用草烧水，去郁井坑挑水及喂猪是我的重任。
    妈妈一个劳力支撑这个家很不容易，生产队的工要开，二、三岁的小弟要带着，家里经常没柴火了，吃完了米要挑谷去很远的地方碾，自留地要种上农作物，还有菜园要管理，做不完的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十岁左右的我，在家里已变成了一名男劳力。
    十岁以后我开始上山打柴，那时不觉得自己年小，学校也有交柴的任务，于是傍晚4时多放学后曾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和阿斌和阿新上山打柴，那时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肚子饿，只觉得好玩，天黑前有一捆柴带回家就可以避开了做家务而妈妈也不会骂，有时还会得到表扬。自然，做家务就落到了小我岁半的二弟身上，他也尝过了挨骂的滋味。
    白马山脚下有一座很小型的黄姜坑水库，打柴前我们先下去游泳，再上山吃饱山捻，然后砍柴。因为水库曾经溺死过人，所有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下去游泳，我们被举报了，又被妈妈骂了一场，最惨的是阿新，因为他是独子，我不知道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是怎么管服他的，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一起打柴了。我和阿斌一如既往的去，除了打柴外，还砍包粽芒、剥药用树皮卖给收购站。
    我和阿斌真的够老友了，经常去他的家，活动项目自然增多。中午放学，大坑的瓮缸凼经常有我们游泳捉水贼的身影；油罗坪的百年老黄榄树下有我们的足迹；忘不了牛庵坑下雨天的钓鱼；微地山黑榄树我们几乎都爬过，知道哪棵树有鸟窝；晚上，还打上手电背上装青蛙用的窝筐照青蛙卖给养母鸭的计叔。比我大两岁的阿斌聪明、活跃、勤快、点子多，乐于助人，外乡归来的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高垌农村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懂得玩的东西。
    早上，我起床要特别早，当母亲下了米放了一大镬头的水后就赶我起床烧火，母亲要趁着水道的水还清时赶紧挑回大水缸，然后去菜园、或上山割草、或去自留地干活，早上8时才赶回，匆忙吃过稀粥后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我烧熟了一大镬头的粥后还要叫二弟起床一起用黑榄角吃粥返校，还未入学的妹负责照看还在熟睡的小弟，等妈妈干私活回来。
    四年级的暑假我已经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不单是为自己的家庭赚工分，而更多的还是学校临放假前要求学生这样做，还专门派了李老师进驻我们的生产队带学生劳动，最记得的是和老师一起在寨脚的牛栏里槌碎泥砖头做肥的情景。几天后老师不来了，我们被叫去在收割的稻田里送稻扎给踏脱粒机的社员，后来又去了赶牛炼田，也曾拔过花生和耪田基草等，生产队的农活都基本上做过了。年终评工分时妈妈回来告诉我，我被评6分工一个劳动日。
    高垌离公社有8公里多，难得去赶墟一次，走路1。5小时，山村里长大的小孩子都炼就了好脚力，包括我在内，一天来回步行16公里不成问题。每次赶集，母亲都要给我肉票，叮嘱我一定要去食品站买0。92元/斤的猪肉回来晚上全家人加菜，改善一下当天的生活，这是我最乐意做的。我平时卖芒卖山草药卖青蛙有几块钱，赶集最主要的是去书店，我的钱大都是投入到了自己喜欢的连环画上，几年下来，我的连环画有几十本，每当同学来我家，我第一时间就是拿出连环画大家一起分享阅读。
    晚上，没有电的高垌，漆黑一片，村民们都很早睡，夜静得很，我往往在煤油灯下看连环画、读书，记得三年级时，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信给远在台山的父亲，在豆点大的火苗、昏黄的灯光下诉说着母亲在高垌带着我们四人的苦。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上下拨乱反正，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也从台山调回了罗定一个偏远的镇上工作。七七年，我小学毕业，父亲带我去了那个镇读初中，那年我十二岁，自认进入了少年时代，开始了另一种崭新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童年所走过的那一段艰辛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