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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的8月底，父亲带我去了一山区镇的中学。进入教导处，一个大概与父亲同龄的老师迎接了我们，他叫我坐在靠墙的排椅上，另外拉了张椅给我父亲，他们迎面与我对坐着，我才12岁，人小椅低，感觉被两个坐着高椅的大人压得浑身不自在。
    那个老师是教导主任，姓梁，闭嘴时五官端正，可说话时嘴总是往左边歪。我父亲拿出了我的转学证明及小学毕业证书给他，他一边看一边毫不客气地说，成绩差评语又差，小学阶段你一定是无心向学的了。
    我胀红着脸不出声，但嘴巴还是要向他作出不自然的羞涩微笑。心里在骂五年级时那个班主任，他叫我当副班长，可能是在一次自我批评座谈会中我既不批自己也不批别人，老是趴在桌上不理会他，不听毛主席的话，牟其职不牟其政，令他失望，所以他把我的评语写扁了。
    父亲解释着说，家在偏僻山村，贫穷落后的山村小学什么都差，又受“文革”的影响，劳动的多，孩子都比较野性。
    梁主任见我不吭声，于是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抬头瞥了下他的歪嘴，心想，明知故问，那些资料不是明写着吗？但我还是低回了头简单的回答：叫阿废。心里嘀咕着，我在高垌小学的成绩并不差，你这个梁主任损我。
    父亲一味的对着梁主任解释，山野小子未曾出过远门，怕羞，不太敢说话。我在心里反对着父亲：不善于说话是真，但与山村出身无关，遗传，你知道吗？我看你与别的大人交谈时的笨拙样就闷，还说我？沉默的我，思想却极其活跃。
    梁主任回应我的父亲说，小孩子大都是这样，可习惯了就口多。随后他换了口吻象是语重心长的对我说，阿废，读初中不比小学，现打倒“四人帮”了，要修心养性，用心读书，遵守纪律，听到吗？
    我点点头，知道他同意我在此校读书了，忙挤出笑容说，谢谢梁老师梁主任。话又说回来，我心里想，不用你梁主任担心，我喜欢读书，成绩保证不会差，你不能老是拿着我小学时的成绩单来看死我。
    我父亲露出真诚的对着梁主任说：我担心他，我千头路远从台山调回罗定，就是记挂着这孩子的学习，若再放任他，将来真的变废人了。
    父亲要求我在校食宿，我只得同意。清楚的记得，那时初中的学费是4块5毛，交了大约16块多包括书学费住宿费工友费班会费等的钱后，梁主任安排我在初一（1）班，班主任是教数学姓谭的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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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政府的所在地建于连绵群山尽头的山脚下，依山而建。经一个陡坡公路上去后从冬瓜楼开始往里伸，不到十米宽的街道，瓦房木楼建筑，充其量只有二百米深，尽头那边已是流水潺潺的山涧。我父亲就在这不象样子，没有墟市，当时称作人民公社的农行上班。
    街道中有一个爬山的石级缺口，登台阶后横过街背那条盆山公路，再登石级而上，右边依山而建的依次为卫生院与当时的人民公社。一路往上，检阅着两旁种植的比人高的梯级木薯林，登上二百多级石级，到达半山腰就是我就读初中的那所中学。
    清楚的记得，石级尽头的右边有棵玉兰花树，它总是那么的茂盛与清绿，和着山风，摇摆着枝叶欢迎着登上学校的人们。
    校门前是一块用石灰黄泥沙混合打造出来的小场地。右边是一个制茶的校办小厂，有揉茶机及炒茶镬。小厂的背后，右边缘是一个坎头，学校倒垃圾的地方。左边的边角，石级落差少许，是一个木棚结构的厕所，棚底是一个长方形的裸露大粪池，棚上用木板隔开，棚中穿孔，蹲在棚上大便，可以清楚的看见自己或相邻的人所拉的屎尿高空往粪池里掉。
    学校的主体建筑是典型的“勹”形状，那一“丿”是厕所，一横的正中是校门口通心的厅，穿过厅便是大操场，厅左右两边分别有对称的两间教室，右边连着的那一竖，是一排的教室，那一勾，是食堂。食堂的左边及后面又是山坡，那些坡地，是学校勤工俭学的种菜用地，再仰首眺望，就是高大陡峭的群山。回到左边的厕所直往里，也就是说大操场的左边，是比人还高的坎，长着不规则的树，为了使操场的球不至于滚下山去，只能用发动学生交来的竹和木条编织成栏挡住。坎头的尽头与山坡交界处，开挖了一条车道与盆山公路相连，它可以驱车绕道驶进学校的大操场。
    学校的主体建筑都是有骑楼的两层木棚瓦房结构，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宿舍，宿舍可以清楚的看到横跨的金字架、横樑和瓦底。
    延续着“学制要缩短”的时期，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学校开设初中与高中。沿着盆山公路翻过山那边叫南山的地方，学校有百来亩的茶山和一亩来的农田，读书阶段也要兼顾学工和学农。
    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星期日的下午，莘莘学子挑着一个星期要交的干柴和5斤6两的大米，步行回到学校，待到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又匆匆起步回家。
    我是不太愿意在校食宿的，因为离父亲的工作单位只是那二百多级台阶那么近，又有地方可以住。学校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每餐的菜钱只是一分钱，一个星期，五天再加星期六的早餐和午餐，共6餐白粥和11顿饭，总共才收取一毛五分钱，经常是四两白饭，没菜。
    可父亲说过，每月工资才五十来块，若在农行开饭两人要支出近三十块，家里还有妈妈和二弟一妹，生产队两造的超支款也不少，开支大，为了减少开支，我只能在校食宿。
    开学，父亲为我买来了柴，籴了米，我象所有的在校住宿生那样，于星期日的晚上挑柴米回校，连同一毛五的菜钱，分别交给管柴米和管菜钱的二位伙房工作人员。
    记得入学的第一顿饭，父亲为了鼓励我，他在农行为我开了一份猪肝瘦肉汤，中午放学，我飞快的跳下那二百多级台阶，用饭盆装了回校，可当我回到学校时饭已分完，我问伙房的，伙头军帮我查，原来我的饭被分到第n个木桶的8人组，木桶空空如也，那7个人共同分吃了我那份饭。无奈，异乡的我，还处于12岁的童年，又未认识一个人，想牛也没得牛，惟有用手擦眼泪，挨饿一餐。
    离开了家，要独立生活，我学会了坚强。环境造就了我遇着困难也不愿意吭声，也不愿意向父母或别人诉苦，往往是自己咬紧牙关一一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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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后我发现有很多老师都上了年纪，而且是外地人居多，单身的在学校住宿，原来他们有些在文革曾经是“臭老九”或右派，刚摘除帽子复职被“充军”来这里的。那个满头白发红光满面脸带慈祥的英语老师听说曾做过国民党的翻译；那个高瘦的教地理历史的奎老师看似六十多岁，体弱多病，经常坐着椅子为我们上课，写黑板的手颤得厉害；还有一个教物理的胡老师我入学不到一年就病死了。这些老师听说都有“黑”背景，在学校很少见到他们的家属，可他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谭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她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可也已是一个有一岁多孩子的母亲了，她比较忙，但学校老师奇缺，朱校长也只得如此安排了。
    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对所有的科目都认真学习，可能谭老师是班主任的原因吧，也可能是我在入学之初已暗下决心，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学习砸了，要为自己争口气，不能让那歪嘴的梁主任看扁了的原因。
    数学，我分配了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主要是题海战术，在这上面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善官场型的人才吧，他拿出了保存完好的解放前他在省立八中读初中时苏联版本的教科书来给我，并亲自辅导，我在父亲的单位宿舍将那本厚厚的、大大的、因时代的久远而存放得发黄的数学课本的练习题做了个遍。
    课堂上，谭老师讲完课必在黑板上写出即做练习，要求学生用草稿试做，然后由她讲解或提问，每次，谭老师必来我的课桌旁，我每次做练习的速度都快得惊人，往往她在黑板上写完题目放下粉笔走下教坛这瞬间我已完成，这令她吃惊，久而久之，她视我为聪明的孩子，课堂对我提问的次数也特别多，平时对我偏爱有加。
    谭老师的家就安置在她丈夫的工作单位——邮电所里，邮电所与我父亲工作的农行只隔一条二米巷，是真正的邻居。同住木棚的二楼，声音透过错开的窗户，虽不见其人，但往往可以听到谭老师的声音。
    我在校的表现，父亲很容易的就会从谭老师那里获得，所以我不太敢违反纪律。不过，从父亲口中反馈回来的消息得知，谭老师大部分都是夸奖我的，每每说到数学，谭老师说我悟性高，一点就明，理解能力特别强，习题做得又快又好。当父亲转达谭老师对我在课堂上的良好表现时我的心象吃了蜜那样甜，觉得自己在数学方面的投入值得，我浑身充满了动力，夸赞的声音更激发了我对学习的兴趣。
    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的悟性并没有象谭老师认为的那么高，只是自己将勤补拙得来的结果罢了，不过我乐意他们这样认为。
    张老师教我们的语文，他是刚分配来的年轻人，是否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反正初一级往往都是新教师锻炼的课堂，因为一九七七年的冬天，邓小平下令中国恢复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那些有经验的老师都去教高中或初二了。
    语文的成绩我时起时落，不稳定，其实语文我也很努力去学的，但总觉得语文不象数学那样有条理性和连贯性，觉得它很散，找不到学习的套路，要想保持它的好成绩很难。透过语文的成绩，暴露了我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
    语文有死记硬背的成份，这是我的弱项，可张老师对我好，重视我，想把我的语文成绩稳定在班的前茅，他经常对我进行重点辅导，还信任我协助他改作业，提示我善于从众多同学作业的对错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增强记忆。
    我感觉到，自己的语文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壁，首先自己丑陋的字体已给自己当头一棒，尽管自己坚持不懈的练，可始终看不见进步，其次在一次测验中把大树的“树”字写成了“又木寸”这被学习好的一个同学取笑了我很久，我发觉象这样的错误在自己的作业中时有发生，这对我学好语文的信心打击很大，我讨厌自己太差的记忆力，也觉得对不起对我重点栽培的张老师。
    杨老师教我们的英语，当时中学刚恢复英语教学，升高中的英语成绩只计算所得成绩的30%，山区的学生都不太愿意学，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觉得学了也没用，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怎么记。当时到处都缺英语老师，杨老师无心在此山区中学教，不久他就调走了。
    我对英语的兴趣源于好奇或好玩，记熟几个单词几句口语为的是可以在众多同学面前哗众取宠，反正都是鸭子听雷，叽哩呱啦几句，炫耀一下自己，引来同学羡慕的眼光也是一种乐趣。
    我座位前边的那个女同学，因为与我同姓，她不怕诽言，不避嫌什么，总是大胆的回过头来问我这问我那，特别是问我怎么记英语单词，我说口里拼手里写就可以记住了，她亲自考了我很多，我也乐意给这个女同学考，异性之间互相促进的动力真的是强大，曾一段时间致使我日夜回味着被她考的那些日子。
    为了应付她的考，我不得不在被窝里也要将课本的内容回忆个遍，不能被她考倒了，要保持她对我的良好印象，朦胧中异性无形的鞭策给了我原始的动力，英语就这样学入门了。
    初一阶段，在和此女同学关系好的时期，有一次张老师布置作文，要求写一个勤奋好学的同学，我在她的一片反对声中一意孤行的写了她，我觉得她发怒的样可爱，写了她许多好的方面，全文都是褒奖她的内容，我是一边写一边告诉她内容的，觉得她娇嗔的反对声好玩，写到最后她却表示了沉默。
    文章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了，虽然写得幼稚，但张老师说写得朴实无华，真实感强，少年儿童阶段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也是可以的了。
    经张老师在课堂上这么一读一讲解，可苦了这个女同学，我写的是真名实姓啊，从此，这个女同学再也不理我了。
    没有察觉到情愫变化时，少男少女之间的交往是纯真大方的，可以自自然然的说说笑笑，可情窦初开后，往往会腼腆的回避对方，压抑着心中的骚动以求外表的平静，起码我就是这样。
    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捡拾了书本，连同那篇作文一起拿回了农行，进入营业所，照例要向爸爸的同事们打招呼，我爸下乡去了，经常捉弄我的两个年青叔叔抓住了我，不让我那么快进去，他们抢过我的书本，把我写的那篇文章也抖了出来。
    叫裕叔的那个当众读了我的作文，我羞得无地自容，他们问我与这个女同学是什么关系，说我小小年纪还未长毛就学追女仔，我抗争着，雌口否认，他们不由分说，硬是说我人小鬼大在校拍拖。另一个谭叔恍然想到了什么，说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很熟，啊，想起来了，是某大队支书之女，下乡信贷时见过，也是读初一的，哎！你这小子真有眼光。
    从此，我心中好象有了鬼，不再和这个女同学答话了，这篇该死的文章抹去了我本来纯真无猜的同学情谊，那两个该死的叔叔诱发我使我萌发了朦胧的情，在那个人性被压抑的年代，步入少年的我，误认为是羞耻的，从此，我与这女同学彼此再也没有言语了，随着青春期的发育，整个初中阶段，我竟然再没有勇气和别的女同学闲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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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刚恢复高考，虽然重心已转移到了文化课的学习上来，但劳动还是颇多，学校半工半读时遗留下来的茶山、农田、菜地等还未移交，还需要管理与耕种。
    记得第一次採茶，谭老师在班上说过要自备袋子，我问父亲要，父亲给了一个枕头套子我，出发时我发觉同学都挎上了行军袋，而我却把枕头套折叠好装进了裤袋。背着茶筐的谭老师问我你的工具呢？我只好把枕头套拿出来，花花绿绿的袋子引来了同学的一阵发笑，谭老师问我是否採过茶，我老实的说没有。谭老师再也没说什么，而是叫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到了茶山，我是重点帮教对象，谭老师耐心的说，耐心的示范，说这是一牙一叶，这是一牙三叶，这是一牙三叶同等嫩度的阴枝、对夹叶，也要採，我们採的是一牙三叶及其同等嫩度的阴枝对夹。採茶的手势熟练的应该是两手一起採，你这个没有挎带的枕套不好用，下次要换个挎包来，当然最好的是象我背着的这个茶筐。
    整个的下午，我才採了9两，而别的同学都採有2斤以上，可谭老师在班会上却表扬了我，说我耐心好学，从不懂到懂，精神可嘉，难能可贵。这言过其实的表扬反倒使我不好意思起来，浑身不自在，心想谭老师你对我偏爱也不能偏到这个程度啊！更为难受的是，课后有个别同学变着音调学着谭老师的说话冷嘲热讽，我不知他们是恶意还是玩笑，反正我听了不是滋味。我没有理会他们，权当他们放屁。
    我也是山区长大的孩子，採茶确实生疏，但其它农活驾轻就熟，为了扭转同学误认为我是公子哥儿的看法，在农田劳动和菜地劳动中我都尽量表现自己，谭老师要求的劳动程序和做法与我读小学时候的劳动差不多，我很快就融入了同学集体的劳动之中，起码他们不会认为我碍手碍脚，而是变成了他们得力的一员。
    最喜欢的是菜地劳动，学校的菜地就在伙房旁边延着操场尽头的山坡上，一块块按班级分开，每天早餐前及下午课外活动课每个班级都轮着安排一、二个小组管理，包括收菜、整地、种菜、淋水等。
    班会费的来源大部分来自于卖菜，当然不能外卖，卖给伙房的蔬菜为每斤3分钱，葱蒜为1角，收成时往往各班都丰收，我们住宿生就吃怕了菜，可没菜收时往往全校各班的菜地都一齐空空如也，有时只能一段时间都吃咸菜或根本没菜吃，每星期1角5分的菜钱买不起外面的蔬菜，开学之初，吃白饭的机会就多。
    谭老师第一次观察我挑水淋菜时，发现我挑得是那样的熟练和自然，于是和我聊了起来，谭老师说阿废，想不到你也会挑担子。我说谭老师，我父亲虽然有工作，但是我母亲是务农的，我不是城镇居民，只是随父亲来此读书而已，家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农民的儿子哪个不会挑担子的？于是我与谭老师说了我的童年岁月，包括我的家常事我的小时候我过去和现在的学习以及我的父亲。
    我不知道谭老师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说了以后心情舒畅了许多，劳动和学习都一如既往的积极。我和小组长班干部以及其他同学都好了起来，我也不忌讳什么，在同学面前也一样把自己的童年岁月说开去，象对谭老师说的那样说说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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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也需要交心，通过互相了解才能增进友谊。小组长姓李，见我淋菜积极，主动和我好起来，他是第一个听我说家乡故事的同学，听后他曾对我说过，未了解你之前觉得你很高傲，以为你是街边仔又自持学习优秀看不起我们农村的，不敢接近你，原来你与我们一道也是贫下中农。我说我的家比他的也好不了多少，可能小学阶段我干的农活比他还多，他相信了。后来，在宿舍里我也与许多同学沟通了思想，自然大家就成了好朋友。
    在校住宿的同学全都觉得吃不饱，肚子饿，当然包括我在内。住宿的同学于星期日回校时除了挑要交的米柴外，还往往会多带一、二斤米回来，街上的饭店可以用米换面包，还带花生油、盐回来自己添加拌饭，有些还用玻璃瓶装着些煮熟的梅菜猪肉回来吃上几天。
    而我由于家不在这，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又不会过多的关心我的生活，所以没可吃的东西带回校，只是星期六的下午及星期日的两餐在农行单位开饭算是改善生活了，但还是觉得吃不饱吃得不满足。在饥饿中我往往想家，在高垌，家里的锑煲永远盛装着粥，饿了随便吃，锅里有蕃薯芋头，随便拿，灶台上油盐酱醋属于自己的，要添加就添加，在家可以随心所欲的煮菜炒肉焖豆腐，家里还存放有黑榄角咸菜萝卜干，想拿就拿，方便得很。而在这，只是父亲的单位，一间几平方米用木板隔开的木棚宿舍，自己永远是客人。
    放学后，住宿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拿来自己的饭碗在伙房门前的泥地集中，跟回同一饭桶的8人，轮着1人进伙房把属于自己编号的哪桶饭哪桶菜提出，8个饭碗往地上一摆，一碗一瓢每人四两米饭就此分开。
    都拿回二楼的棚板宿舍吃。宿舍也是教室那么大，一张几乎占满了宿舍空间的木板大平铺床分上下两层座落在中间，靠墙的四周是通行，一个宿舍可以住上60人或更多，宿舍内不单是自己班的同学。
    饭拿回宿舍后，都纷纷打开自己带来的木箱，拿出自备的油盐头菜梅菜干等拌饭。同床位邻近的或老乡或好同学往往互通有无，互相交换食物，从而形成了一帮小圈子，也可以说是分工协作的几人帮，分人打饭、打开水、提水回宿舍大家合用等，避免了单干的疲劳。而我不经意间就加入了小组长的那个小圈子，当然，我没东西带来给大家分享，只能靠同学给面子，给一点拌饭的吃。
    当然，我也有我的优势，山区中学的学生普遍学习水平不高，我可以说是矮个子选将了，我的作业可以给同学传抄以博得他们的好感，他们不懂的可以问我我可以作答，当然，作为回报，在吃饭时他们会主动叫上我，给我一些他们带来的珍藏。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家长也拿不出过多的钱给自己读书的子女，返校时允许多带一点米，带些可充饥的土特产已是不错的了。傍晚饭后散步，一般是往街道上去，有些同学会用小布袋吊着些米带上，看看集体饭店还有没有面包可用米换，这时同学都会叫上我，因为我的零用钱会相对多一点，当时买面包吃饭还需粮票和另收加工费，同学出米，我出加工费，大家有份吃，在充饥中同学之间还可增进友谊，何乐而不为？
    我的优势还在于父亲在镇上的农行工作，因储蓄业务量少，信社早已与农行合并，空置的信社房屋由农行代管使用，因那里有灶台，我问父亲要了锁匙，曾一度带小圈子的几个同学在哪加餐煲吃，那时我在同学中的威信特高，很多同学都想加进来，说家里有蕃薯芋头木薯可带来，就是愁没地方煲，我答应了有些同学，由于煲的人多，于是给我引来了麻烦。
    储蓄所的职工分别向主任和我爸投诉，说我带同学来把旧信社搞得乌烟瘴气，于是煲东西被禁止了，裕叔和谭叔还说我某天的中午不睡觉和几个同学偷跑下来去农行斜对面的集体饭店擦大餐，说我学坏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将我的行为说给了朱校长和谭老师知。朱校长批评了我，说我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搞几人帮，中午不好好休息，违反学校纪律，带坏学生往街里串，要我以后改正。谭老师也找我谈话，开解我，要我少一点回去，多一点时间在校学习。我爸知道我不会乱花钱，他理解我，因为我总是在他的宿舍做他给我布置的练习，知道外界反映的事有夸大的事实，他不怎么批评我，但还是对我说不管对错也要尊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我无法理解这句话，但有父亲对我的呵护我就不怕别人对自己的胡说一通了。
    一天早操后的集合训话，梁教务主任重申了学校纪律，强调住宿生中午一定要午睡，不准下街，午睡将派老师巡视学生宿舍，在校门口值勤，要抓违纪的学生。我听得出，这条纪律矛头是指向我的，也针对我那一小圈子的人，因为在此之前谭老师都找过这帮人谈话。既然学校如此规定，我也只能遵守了。
    不知怎么的，后来我变得怕下街了，怕见到我爸及我爸的同事，怕见到街上的熟人。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尽量避开不到那二百米长的街遛达，组长叫我去散步，我也只停留在街背的那条盆山公路上，我宁可给钱组长代我买面包带回一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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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上初中二年级已是毕业班了，班主任姓蓝，中等身材，方型脸，额首宽，头发往上梳，走路总是昂首挺胸风风火火的，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年轻的化学老师。他左边嘴角镶有颗金牙，讲课时一张一合的嘴时隐时现的金牙吸引着我的目光，我喜欢听他的讲课，喜欢他一丝不苟不断由浅入深引人入胜的讲课艺术，在开篇的讲述物理化学现象中，他烧镁条时发出的眩光、把钠放进水中马上变成了浮在水面打转的火球、用石蕊试剂滴进各装着无色液体的玻璃器皿象变魔术般或变紫变红，这些现象都引发了我探秘之心，深深的吸引着我学化学。
    蓝老师才分配来这一年就做了班主任，我所在的初二（1）班是他任教以来所当的第一个班主任，他个性要强，初二才两个班，他号召我们要有竞争意识，永远拿第一，他的号召力特强，在他振奋人心的激励下我们全班同学都热血上涌，要求上进维护班级先进集体荣誉的思想凝聚在一块了。
    蓝老师非常勤快，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几乎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狠抓了班的学风和纪律，狠抓了住宿生的起床懒虫和夜游神。班风正，学生的精神面貌就好，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高涨，班考试的平均成绩自然就会提高。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初二（1）班的教坛旁就经常悬挂着先进班的流动红旗。我被蓝老师治得服服贴贴，我佩服他。
    从初二开始我的性情收敛了许多，也许是课目增多课本内容逐日加深学习紧张的缘故吧，初一多了物理英语历史地理还不觉得学习辛苦，可到了初二，虽然只是多了化学，但面临升高中的考试，自己觉得有些吃不消了。
    两年制的初中，时间仓促，新课内容多，逼着日日更新，好象圂囵吞枣，我老是感觉新知识消化不良，有了紧迫感后，老是觉得学习时间不够用。不单只是我，所有有上进心想努力考上理想高中或师专的同学都感觉到学习吃力，本来山区学生普遍理解力就不那么好，学生接受不过来，老师讲课也吃力，到头来顾此失彼，不知顾那课目好，跟不上的学生只能选择放弃，到此阶段各科成绩全面崩溃的学生不少。
    适逢一九七九年县施行了教育体制改革，初、高中两年制改为三年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喜讯，因为我正在读的初二不再是毕业班了，将顺延初三才毕业，这样就给我多了一年时间消化理解的缓冲期。
    在初、高中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的同时，县教局考虑到八一年全县将无考生参加高考，为了改变此现状，县重点中学于七九年五月在全县范围内招收两班100人从初二升高一的尖子生，他们是最后一批两年制学生了，高二毕业后将参加八一年的高考。
    尖子生的录取很严格，要求县各面上中学从初二级中挑选20%的优秀生参加统一的升高中考试，择优录取。清楚的记得，七九年春节后开学不久，学校就从初二级中挑选了20个学习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去图书室开会，其中有一个是我，朱校长亲自讲话动员，说我们是级中的精英，将对我们进行强化辅导和督促学习，参加县重点校尖子班的招生考试，希望我们有人能上线被录取，为学校争光。
    那时我也曾努力过，也想成为那全县100个尖子中的一员，因为八一年的高考，全省的考生将较少，容易考上大学，蓝老师是这样分析给我们听的。越是临近考试我就越发觉得自己的水平去到哪，语文和物理都相对较差，其它科的成绩又不稳定，到头来自己也失去了信心。结果是我考不上那尖子班，这所山区中学全级也没有一个考上，这倒好，大家都安下心来继续读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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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1）的班主任继续由我喜爱的蓝老师担任，教育体制改革后学生再也不用去採茶和耕田了，但菜地照样分配到班级种菜，种菜只是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不会影响学习，况且又是学校的自给自足，与自己的伙食及班会费息息相关，我一直喜欢种菜这样的劳动。
    蓝老师也喜欢种菜，傍晚散步往往就去菜地看看，有一次我和组长也跟着去了，蓝老师在捉菜虫，我们也一起捉，闲聊中，蓝老师从农药开始讲起，从种菜讲到化学，讲到化学元素，讲到居里夫人。
    蓝老师说，贝克勒尔发现的射线，引起了居里夫人极大的兴趣，射线放射出来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居里夫人看到当时欧洲所有的实验室还没有人对铀射线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于是决心闯进这个领域，完全投入到铀盐的研究中去，最终查找出了一种放射性能比铀强200万倍的金属“镭”为了证实镭的存在，居里夫妇在一间夏不避燥热，冬不避寒冷的破旧棚屋内从事起脑力加苦力的劳动，从1898年到1902年四年时间里，坚持不懈，终于从几十吨铀沥青矿废渣中提炼出了0。1克的纯镭，并测定了镭的原子量。镭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科学的革命，居里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镭”这种金属，它发出的射线能够把木材、石头甚至钢铁穿透，只有厚铅板才能挡住它。为了找出这种超强放射性的“镭”居里夫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智慧、体力，甚至生命。
    通过露天聊天的方式听来特别感动，我完全沉浸于蓝老师的叙说当中，课堂上听到的效果绝对没有那么震撼人心，居里夫人在研究道路上的艰辛在蓝老师凝重的表述下我的眼睛湿润了，听完故事，鼻子在发酸，我不由自主地为居里夫人苦尽甘来实至名归露出了微笑，我用手擦拭了模糊的眼睛，抬头望向远山，想到自己还不够努力学习的份上来，轻微的叹息一声，一种决心要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劲头自心中涌起。
    蓝老师指出了我的缺点，说我骄傲，考县重点中学的竞争是全县性的，在这看似你的成绩好，但未必比得上人家，眼睛要放远一点看，局限于在此坐井观天，一、二次自家的测验就认为自己学习了得，沾沾自喜，是骄傲的表现，初二考尖子班时没有一人考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蓝老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它使我懂得了如何才叫勤奋，整个初三阶段，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比较明晰的学习计划，有蓝老师的指引，我的学习成绩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平时多些接触老师，和老师闲聊，得益的往往是学生。我记忆最深的不是课堂上填鸭式的灌输所得，而是和老师的闲聊，闲聊过的哪些内容，记得特别牢。永远也记得曾经和蓝老师聊过的那些化学，如燃烧蜡时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那些化合价口诀、实验步骤、金属活动性顺序、盐的溶解性等有很多都需要死记硬背的，但与老师交谈过后的内容比什么方法都记得快记得牢。
    初三的物理由杨老师担任。杨老师本身有教学水平，传授能力也好，但自习课他很少巡班，有很多不懂的内容也找不到他问，我私下认为他不是一名好老师。他主要是会修理电器，在人材奇缺的那年代，全公社就只有他行，他宿舍里摆的全是破烂电器，难怪他是摘了帽子的臭老九了。我学物理就只能靠自己多看书多做练习多体会了。
    不过我父亲与杨老师是朋友，我父亲对电子也感兴趣，曾经安装过两管收音机，虽然他们经常有接触，但是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杨老师在他面前提起过我，他好像不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和他的朋友是父子关系，这令我失望，我很少找杨老师，有时还会避开他，这就是我物理学得比较吃力的缘故。
    初三数学改由周老师担任，我一向对数学感兴趣，数学成绩总是级中一、二。周老师有个小弟与我同班，他数学也可以，我们曾经是好朋友，通过他，我看过了周老师的许多数学参考资料，这使我获益匪浅，许多比较有难度的数学我都领会过来了，我对中考充满了信心。
    临近升学考试，老师学生都非常紧张，任课老师都把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内容重新在课堂上粗略给学生灌输一次，并布置大量的练习及模拟考，为了均衡学生学习各科的时间分配，各科任老师约定俗成，把自习课晚修课也给学生划分了，该自习哪科的，科任老师下班级巡视辅导。
    朱校长也过分关心起毕业班来，经常从窗外的走廊走过，并不时的在门口、窗户外伫足停留，看看班风学风。朱校长曾以关心我的学习名义找过我谈话，要我勤奋勤奋再勤奋，争取考上县重点中学。他的好意我心存感激，但他又过多地指出我生活上的缺点令人心烦。在学校我老是觉得朱校长的目光盯着我的背后，包括我的走路上厕所。我相信他是没恶意的，只是过分关心而已。不过他掌握了我的生活点滴后会找我爸闲聊，我知道他傍晚下街散步时久不久会去农行，我是最怕他投诉我的。
    记得五一节前一天下午的放学，朱校长见我匆匆的随着学生人流离开校门，于是叫我一声：阿废，这么快就回去啦？还是在课室里复习一回再下去吧。见是校长我连忙窒步，看着校长微笑的脸，我以为他是随便的和我打声招呼了事，于是我也笑着对他说：放飞心情，归心似箭，等着开饭。我不再理会他，蹦跳着下了石阶。
    就是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节朱校长于晚上也到了农行找我爸提起，我当时在二楼我爸的宿舍里做他苏联版本的初中习题，清楚的听到朱校长和我爸的对话。朱校长的意思是我是街边的，又何必和远路的学生抢道回去？可以留在校看看书再走嘛。他说他是关心我的，我人的素质可以，是一块读书的材料，就是不够下工夫，骄傲，有时还在学生中玩些恶作剧，考重点？难说，恨铁不成钢。我爸为了对朱校长的一片苦心表示理解和感激，也胡乱的说了一通我的脾气我的缺点，于是两人把我摆上了桌面，你一言我一语，把我好的坏的不是之处都炸开了。
    我听后浑身火辣，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自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起我差不多是竖起床板来学习了，朱校长还用老眼光来看我，只看我表面，看不见我内心对学习的急。先入为主，不了解情况乱家访，我心里咕哝着怨气他，自语说，校长你有所不知，下来迟了，我挂不了牌开饭，农行经常开饭的才五人左右，买回了菜才挂牌的也给伙头阿庆唠叨半天。我说校长，我回到这里不是照样学习吗？你经常对我们说革命靠自觉，牛不喝水强按头不行，老实说我回到这里在父亲的眼皮底下学习还好些呢。校长，你放心吧，学习方面我自己会自觉的了，你工作忙，就不要为我多操劳了，少些家访吧。
    还是我父亲理解我，回来当面不过多的指责，只说了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8
    的确，回想初中的三年，我算不上好学生，有很多缺点。我不太关心班集体，做事往往我行我素，平时少出声，对学校苛刻的纪律逆反心理强，不过内心脆弱得很，装出来的勇敢事后往往自己回想着害怕。
    这三年，没有担任过班集体的任何职务，散兵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不是本人民公社人，不是参加本地区招生考试录取来的原因吧，我充其量是一名借读生。又入学之初带来的小学评语差，老师未见其人已先入为主的认定了我这个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
    再就是挑选班干部也要选些高个子大点能吃苦耐劳的，便于劳动时发挥作用。我发觉这里的山区学生九岁左右才读小学一年级，读上初一时已十四岁，我正常的十二岁读初一是最小的一个了。记得初一时学校组织全校师生5公里负重急行军，十二岁以上的少年要背3公斤物体，谭老师优惠我，说我刚满十二岁不久，背包就免了。全校就只我一人是跟着空跑的，被所有学生取笑我还是儿童，想不到这种精神压力比负3公斤跑还大。
    虽然在学习方面优秀看不出童稚的心，但我总觉得心智没有他们的成熟。大个些的同学晚上在宿舍里往往讲鬼故事吓唬人，还说学校周围都有鬼，特别是那凹下去的厕所旁边的山地有长舌鬼。虽然我告诫自己不要去信这些，但我听后还是怕，因为晚上学校周围全是黑不溜秋的山影，听到的是夜间出没动物的叫声和风吹草动的磨擦声。
    这些鬼故事吓得我晚上不敢起来小便。记得初一时我还尿床，除非晚上起来一次。而同宿舍的几十人都极少起来拉夜尿的，就我特别，我怀疑自己的泌尿系统是否发育良好，又猜测也许是自己的年龄与别的同学相比小一岁多的缘故吧。
    要命的是全校只有一个小便处，宿舍教室所有这些木棚建筑物都没有卫生间，宿舍离开厕所小便处很远，要下楼横跨操场到对面去，至少也超过五十米，每晚要起床小便就成了我的精神负担。曾经把尿尿到走廊的砖柱上让它无声的顺流而下，但早上起床，看到那一路自己制造的湿漉漉的尿痕，自己就有了负罪感，特别是看到梁主任站在不远处用目光自下而上审视砖柱尿痕的时候我就害怕了几天，怕他追查这恶作剧究竟是谁干的。自始以后我再也不敢如此的放肆了，再冷的天也要跑到楼下去，至少在操场解决，要不就冒着见鬼的危险带着浑身的鸡皮疙瘩跑过操场对面的小便处。
    初三时学校连着伙房新建了一间用于学生分饭的瓦房，名曰“饭厅”里边只有木台没有凳子，管总务的张主任规定所有学生要挤在里边站着吃完后方准离开，严禁带饭外出吃。这引起了所有学生的不满，因为这样一来放在宿舍里学生自带来拌饭吃的佐料就只能在分饭前带进饭厅了，极不方便。为了表示不满，我带头端饭出了操场吃，张主任满肚子的火，要我中午12时后到教务处找他，主动承认错误，以便从轻处理。
    表面上装作无所谓的态度，其实我内心是怕的，怕全校点名批评。中午我躺在宿舍辗转反侧，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张主任是一定要去见的，不过不服气的心驱使我不能马上就去，他不是说过“12时后”去见他吗？我就和他耗着，让他等到1时。
    整个中午，张主任一直在教务处等着，1时，我去见了他，他劈头就问：“怎么现在才来？”我故作镇定，像软皮糖的说：“你叫我‘12时后’来，我不是来了吗？”他说我没有诚意，在玩钻字把戏。我说没有诚意就不来啦。但我随后还是向他道了歉，表示以后不敢啦，要改正。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对不起张主任。
    由于蓝老师做班主任得力，蔬菜收成好，班会费颇丰，班搞了两次茶话会。那个年代，有花生糖果瓜子柑桔吃已是很开心的了，汽水可乐之类可是奢侈品，连街上也少有得卖。我们烧了一大桶茶水，自备口盅，围坐在一起，吃着喝着自己辛苦劳动所得所购来的小口，心里很甜。茶话会上，同学畅所欲言，平时，大家埋头读书，都毕业班了，中考压力超过了好几个大气压，难得有机会放松一下自己，讲讲心里话。
    蓝老师总忘不了对我们的教育，热热闹闹之际还要弄点教育因素，要我们围绕个主题，谈谈自己的理想。虽然这个主意会束缚大家的气氛，但我觉得这样比乱哄哄的好，于是我第一个站起来支持。
    我说我的理想是考上县重点中学，以便将来考大学，我不想考师范，怕自己写出黑板的粉笔字会给学生笑话。接着班长也站起来说，他也想考县重点，只想读高中，要不就是面上的也行，这里的也好，家里人支持他，他也不想考师范。同学都纷纷起来发言，表白自己的意愿。学习委员说，她家里穷，姊妹多，家里再也供不起她读高中，她只想考师范，快点出来工作，帮助家里，再说她愿意做一名辛勤的园丁，将来回到家乡的小学教书，也好为穷乡僻壤的家乡作出点贡献。十多个女生都表示考师范是她们的首选，后来有很多男生也表示愿意考师范，理由是：考读高中后要考上大学才有工作保障，若不，照样要回到农村，山区的农孩子竞争不过城里人，考大学难，权衡双方，还是考师范来得实在，出来工作有保证。结果是第一志愿报考师范的要比报考县重点中学的多。
    那次茶话会令人记忆犹新，想不到它变成了我们填报志愿的前奏。正是那一次，锻炼了我在人群中站起来讲话的胆量。也正是那一次，给了蓝老师一个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文艺会演上，蓝老师选中我与另一名同学进行诗朗诵。但我非常不争气，在表演中我忘记了台词，给班丢掉了面子，我愧对班集体，愧对蓝老师，在这，我再次向蓝老师道歉。
    9
    在初中的三年里，每当我生活不顺心时、情绪低落时、受人欺负时特想高垌的家，想马上回到母亲的身边，想见过自己陋室的每一件熟悉的物品；想见一见自己祖屋的泥砖瓦房，走一走家乡的村道。家确实是宁静的港湾，只要回到家里呆上一会儿，吸一口家里的泥土气息，见过家里的一草一木，哪怕是在外情绪有多么的低沉与郁闷，立即都会舒缓下来，令人心境平静。
    不知下了多少次决心都没有胆量独自步行回家。因为回家的那条山路不是一般人能敢于独自行走的，它需要勇气、胆量、毅力及良好的体魄，要耐得苦，有急行军长途跋涉的经验。
    每当想家时，我的思绪都会回到和父亲来来往往走过的那条连着家与父亲工作地的山路。从家乡的高垌出发，沿着白马山脚下直往山里钻，到达水坑笃，看似无路可走，一条被两边茅草覆盖着的拐弯山路在近处却依稀可见，它往右拐急转直上。钻入茅草丛的路登高，攀上分水凹，翻过白马山背，到达的是另一个镇的管属地。然后下山，穿过村庄，再往更深远处的山坑尽头迈步。路全是连自行车也无法骑走的崎岖羊肠小道，不知弯过了多少个山脊壑谷，走过了多少路程，才到达该镇属地的尽头——云岭。又要爬山了，必需登上云岭上方的那个山凹方能翻过群山的后面，后面新和的属地才是父亲工作所在镇的管辖范围。越过山凹，又是一条漫长的下山路，连绵的山路在群山的山腰间蜿蜒，间中有坟墓、有松林、有山地，沿路杂草丛生，行程一个多小时荒无人烟，很怕人。下山到达引水出青铜电站的水渠后心方才稍定。沿水渠逆水前行，当看到被深壑隔断的对面群山蜿蜒起伏的泥沙公路时，父亲工作的哪个镇上就快到了。当能在水渠上远眺到哪个镇的楼宇时还有一公里远，再下山，横过拦河坝，与泥沙公路汇合，走完那段最疲劳人的一公里公路才算到达。总行程近六小时，最保守的估算也超过二十公里。
    初中阶段的我，年龄段在12至15岁之间，没有大人的带领，怎么也想象不到能勇敢到独自穿梭往来于此段山路。大约是读初二的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交通极不发达的那个年代，我又极想家，当放学回到农行不见我爸时，我抱着豁出去的心态，想作贱一下自己，终于下了一次超出胆量的决定，毅然踏上了回家的路。当离开了水渠一步一步的迈向荒无人烟的半山时我已没有了退路，一路的起着鸡皮疙瘩，一路的流泪，一路的迈步前行。好在记性还好，没有走错路，也没有遇到过农行叔叔们吓唬我的哪些大蛇山猪老虎。傍晚7时，当我最后一步跨进屋里时我的脚终于发软，瘫坐在家里的竹椅上。
    母亲感到惊愕，她绝对想不到我这小小的年纪竟然大胆到敢于从这条山路独自行走回来，这可是成年人独闯此路也要犹豫再三的啊！既然回到已成事实，她也没有责备什么，要是回来之前征求她意见的话，她绝对反对。她只是平静的问：你爸忍心你独回？你在那边生活得不顺心吗？我说：爸出差了，主要是闷，想家就回来了。她说：你说得倒轻松，不怕危险？我说豁出去了就什么都不怕。
    弟妹觉得我从天而降，当他们明白我是怎么回来的时候他们都睁着大眼睛注视着我，我读懂他们的眼神，他们佩服我的勇敢，无愧于是他们的大哥。
    虽然有一百个不放心，但过了一夜后的星期日，母亲别无它法，还得督促我上路。有母亲比我还紧张，在往回走时我反倒轻松了许多，在路上我感觉到在家的母亲在默默地为我祈祷平安。
    回到父亲的身边，他也感到惊讶，说我长大了勇敢了，开始学着独立生活了。人生就要经历些艰险和风浪，不能总是养尊处优的活着。他说他在我这个年龄段时是解放前，国民党时期读书是要挑谷去交学费的，钱不保值，学校不收。记得解放前的1947年6月，他考进了省立八中读初一，就是现在的县重点中学，可是家乡高垌离县城36公里远啊！没车没路的那个年代，一样的要凭脚力走山路去，爷爷及请来屋背屋的仕拳帮助挑谷随行。他说他那时候的读书比我艰苦多了，从我现在独走山路的影子中他看到了他艰辛的过去。
    我以为自己的学校生活够清苦的了，周末回来又没有家的感觉，终于引发了这次回家的壮举，两天的来回赶路确实很累，但听父亲说了他读书的过去后，自己所谓的苦与累确实是小巫见大巫，本来想向父亲诉诉苦的，也不敢说了。
    有了一次回去的经验后我的心也野了许多。以前星期六有同学邀请我随他们去他们的家过周末的，只是住一晚，星期日又一起返校，我都一概拒绝，自己封闭着自己。经过此次回家后，我有了长途跋涉的经验，于是变了，或许是脚力不运动发痒吧，又或是好奇想看看该镇农村真实的一面，我反倒主动提出要去曾邀请过我的同学的家过周末了。其实同学就等着我答应，期待着我去，到了同学的家他们的父母都很热情，宰鸡杀鸭的，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我，我感觉到犹如回到了自己的家那样温暖，在同学的家我获得了自己想家的情感需要。我始终忘不了曾去过的南山同学家屋旁的那片山竹林，石西同学家门前依山而建的鹅卵石级及小溪，新和同学家那村落的大晒场以及洞捍同学家吃过的大肥鸭
    印象最深的是去石西同学的家，他家屋背后紧贴着的就是山，到了那，他带我上背后山摘万寿果，居然摘了几十斤于星期日下午挑回来。我们把万寿果存放于旧信社，堆放了几天让它变甜，然后分扎拿出街上卖，5分钱一扎竟非常好卖，一会儿后就抢光了，虽然得款还不到3元，但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也是我很有回味价值的人生第一次摆卖东西。
    在和石西同学非常要好的时期，我选择了一个星期六，也带他走山路去了高垌我的家。回来后他说我的家比他的家还山，感觉是过了一重又一重的山，走到腰酸腿软，没有看到过可通车的公路，辨别不到可走出山里的方向，直觉头脑晕陀陀，不知东南西北。他说我的家比他的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也说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儿子，都一样的穷。可能是我们太过于了解，后来竟然在一起没有了话语，慢慢的就彼此疏远了，以至于毕业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真是遗憾！
    10
    初中阶段，我的体育成绩一般化，总体及格。开始是辛老师教，由于我是左撇子（写字用右手，劳动习惯于用左手），投掷标枪、手榴弹时辛老师老是看不惯，总认为我的手势有问题，由于我投掷的距离还不及格，我成了他的重点辅导对象，他总是站在我的侧翼，一次次的提醒我出手时的速度和角度，我心慌得很，加上同学站在背后笑，我更紧张，胀红着脸掷得更近。后来我发觉凡是要手臂力及要灵敏度的体育项目我都差人一筹，包括篮球和乒乓球也一样差，只有跑步和足球还可以。我不得不承认，体育不是自己的强项，自己应归属于书呆子那类型的人。
    我偏向于静，酷爱看书，初二时学校建立了图书馆，我是第一批申领借书证的学生。由于文革提倡“读书无用论”很多古典书籍都被定为“封、资、修”列为禁书，红卫兵时代曾收缴书籍“焚烧坑儒”我读初中时逢文革刚过，那时书籍也百废待兴，图书馆藏书确实少得可怜。不管怎样，它还是有书可借。曾经有两个月，我差不多丢弃了学业专注于看俗称为“枕头”的长篇小说，直看得没日没夜，深夜在床上也拿着电筒看，山菊花和闪闪的红星就是那时看的，沉迷于其中时自己曾头脑发热想干脆不要读书了，卧薪尝胆另辟蹊径奋斗当作家算了。可持续了两个月后直弄得自己头晕脑胀，小说也看不下去了，自动打退堂鼓，不得不停止一段时间看书以调节回自己的身体，不读书异想天开当作家是不现实的，于是又回到文化课的学习上来。
    初中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好的娱乐，玩耍的项目也屈指可数。就夏天的傍晚为了洗澡的需要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通常拿着衣服去街对面山脚大约600米左右的综合厂水渠游泳算是最好的娱乐了。也曾有几次，周六、日的傍晚，跟随农行的显叔拿着沙枪沿河滩而上打飞鸟走兽也是很好的娱乐，这是印象最深刻最刺激的户外活动，显叔说它可以陶冶性情。在街上，我的朋友很少，知道有几个年龄相仿的，也不主动去结识交往，主要是自卑。倒是有一位，他读高中，比我大几岁，住卫生院宿舍的，我周末间或会去他那里玩一玩，除此以外，别无去处。每年的暑、寒假，我都不会在此街逗留多久，而是想着马上回高垌去，帮助家里拔花生种蕃薯打柴割草做家务，好让母亲安心在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
    初中的三年，我一如既往的一回到农行父亲的宿舍就龟缩在哪做父亲解放前读初中时苏联版本的数理化，这些古董书籍我不会拿回学校去，只能类似教学同步的回到父亲宿舍看与做，并听父亲辅导。反正在街上我又没有好去处，周末就在父亲的宿舍看书做练习等待着农行伙头阿庆叫开饭。知识都是靠积累而来的，令我惊喜的是，升高中统考的数理化试题有很多模式都出自于我父亲读书时代苏联版本的练习册，特别是那些12分以上的应用题，只是换了些数据，更有甚者，物理有一条计算浮力的12分题连数据都一模一样，这令我兴奋，有飘飘然的感觉，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升高中的考试是我最盎意的一次考试，下笔如有神助，在考场上各科我都是在偷笑的情况下完成答卷的。毫无疑问，于1980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县重点中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此，我要多谢当时的朱校长、梁主任，多谢我的班主任以及所有我的任课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