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一辈子能拿出手的，也就这么点战绩了。
    这一战，在韦宝看来，袁崇焕基本上属于躺赢。
    换谁去，谁都能躺赢。
    宁远城是孙承宗手里加高加固的，一座城就是完全的军事重镇，全都是能打仗的，想攻坚很困难。
    加上高第正在全面撤退，努尔哈赤一看这么好的时机，怎么能放过，得到了宁远城，就等于得到了关外所有的地盘，锦州防线就得瞬间瓦解。
    然后努尔哈赤就被明军教育了一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加上有大炮。
    孙承宗现在已经回老家去了，高第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基本上不懂军事，之所以提出撤回关外所有兵马，一方面这是早就有人提出来的。
    另外这是魏忠贤授意的，否则高第也不敢这么搞。
    高第已经被韦宝惯坏了，成天在山海关吃喝，啥事不用操心。
    现在朝中论战的焦点自然在要不要撤回关外驻军上。
    阉党支持撤回，但这种事不好明着说。
    东林党是阉党支持的事情，历来是反对的！
    尤其不撤军，甚至扩大对关外用兵，扩大关外的地盘，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正确。
    两种焦点，反应在人事上，就是撤换蓟辽经略高第。
    高第在韦宝了解的是，就不是东林党，也不是阉党，是一个偏向于阉党的中立派。
    在原本的历史中，高第被袁崇焕挤走之后，在崇祯朝，又得到了起复，还当了一段时间官，属于被阉党迫害的平反官员。
    本来东林党在被阉党持续高压政策打压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反击能力了。
    但韦宝与魏忠贤产生嫌隙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曙光。
    现在韦宝是当朝红人，大家都已经收到消息，知道皇帝有意提拔韦宝为海防总督衙门总督！并且，大家也都知道了，开海贸，缩编和统一管理大明水师这两项新政的始作俑者是韦宝。
    这都说明韦宝在朝中的政治分量在急剧上升。
    再加上英国公是韦宝的老丈人，有这么强大的靠山，更增加韦宝的政治分量。
    一个韦宝这样的人与阉党不是一路的，不管是不是投向东林党，东林党的人都会被鼓舞士气，觉得阉党不过如此。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晋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晋商其实也属于中立派，很难说有阉党色彩，也很难说有东林党色彩，商人唯利是图，谁掌权，就偏向于谁，这一点与韦宝很像。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
    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清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
    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
    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
    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
    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
    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
    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份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
    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
    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
    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
    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
    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
    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
    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
    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
    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
    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
    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
    “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年，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客观上，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蔘、貂皮、珍珠等。
    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
    明末的八大晋商，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据说地窖里藏了亿两白银，这些商人加速了明朝灭亡。
    跟他们比起来，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家乔广进都算不了什么，顶多算是除了晋商八大家之外，比较有实力的商家，在范永斗面前，不过一条狗。
    让韦宝好奇的是，晋商这么有钱，在原本的历史中，直到明朝倒闭，农民军也没有动他们。
    西北的闯王闯将等等几百个强盗头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帮晋商很有钱。
    这些强盗无法无天，皇帝的亲戚都敢杀，肯定不会在乎这些商人。
    为什么他们不抢这些商人，为什么让他们苟延残喘到清初。
    这一直是让韦宝比较迷惑的地方，如果让韦宝选择农民军政权发展，肯定第一个就办了晋商。
    根据韦宝分析，农民军没有办晋商，估计还是实力不够，办不动。
    首先，晋商与关外的满清是有一定来往的，可能抢劫晋商会直接与满清交恶，李自成面对明朝已经很吃力了，哪里还敢抢晋商。
    第二，晋商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而太原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就在晋中。
    李自成的流民军如果进攻晋商可能导致太原，大同的大明精锐边军围剿，得不偿失。
    晋商肯定勾结边军了，毋庸置疑，所以韦宝猜如果李自成劫掠晋商必然会与太原边军作战。
    第三，没有必要。
    明朝的财富主要还是在宗室与地主豪绅手里的，抢宗室，劫掠乡里已经能让李自成吃的满嘴流油了，哪里用得着抢劫范永斗那帮大富豪，用那么大风险劫掠晋商。
    这些晋商肯定自己也有一定的家丁武力用以自保，再与明军和建奴勾结，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至于晋商加速明朝灭亡，韦宝觉得，肯定有，不是主要原因。
    韦宝一直认为明朝内部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晋商不过倒卖了下物资而已。
    如果在明初朱元璋时代，哪怕倒卖再多，大明又有何惧。
    后世的商人卖给蒙古东西，肯定没有人会认为这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原王朝在当时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只要内部团结，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十个满清都不够中原王朝打的。
    明亡是多因素构成的，党争是其中一个，但党争的责任不在于阉党也不在于东林。往往提起党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两伙以公谋私的利益集团不顾国家死活强行撕逼。很少有人反思君主在党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另外，一般人认为历史上有名的党争都发生在朝野动荡阶段，而且往往造成很坏的结果，而我认为这是很典型的归因错误。其实党争几乎贯穿中国的政治历史当中，而只有造成很坏影响的党争才让人铭记。细究党争的本质，无非是两伙或两伙以上的利益共同体为了其小团体的核心利益进行博弈、斗争。利益冲突，是党争的内在动机。除了有名的例如唐朝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明代阉党东林党争，撕逼程度之激烈为世人所熟知之外，其实两汉外戚、宦官斗争，曹魏宗室与士族斗争等，也可算是影响巨大的党争事件，有些还延续了上百年。即使在君权一家独大之时，党争也只不过是从明争变为暗斗而已。能否杜绝党争？所谓人以群分，家世背景、地域、官宦历程等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官员强制进行了分类，是否形成党只是史官一把嘴的文字游戏而已。有党就必有争，就算一党独大党内也会细分流派，依然与党争无异。党争与亡国并无必然联系，某些时期党争反而促进封建王朝的发展，关键在于君主发挥的作用。即使是一些公认的明君在位期间一样要面对党争的考验，例如李世民、朱棣、康熙等，但他们都比较好的化解了。优秀的统治者，必须懂得政治平衡的艺术，同时在关键时刻能杀伐决断，更能在各利益群体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的团结内部力量。反观崇祯，无疑可以归为最差的统治者一类。中原政权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战还处于难分胜败阶段时，中原政权一方投降少数民族并反戈高级将领数目之多，崇祯朝无出其右；在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开门投降守将之多，甚至京城三日城破者，只崇祯朝一家。内部官僚体系离心离德到如此地步，与崇祯缺乏政治手腕很有关系，具体要从党争说起。虽说万历、天启明朝已有气衰迹象，但权力中枢还受控制，辽寇猖狂但关锦防线固若金汤，毛文龙的存在更让其如刺在喉，农民起义虽此起彼伏，但帝国军事体系还能进行有效镇压。总体来说，若措施得当，崇祯未必就是亡国之君。可惜的是，崇祯的中二病无情地摧残了这个国家，刚上台就处置了魏忠贤，官僚系统从此崩溃，再没一人能有足够威望把帝国的命令贯彻到基层。更糟糕的是，在东林党的压力下，凡是所谓阉党皆永不录用，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盛世之时尚且伤筋动骨，在乱世就更是自我灭亡之举，自此东林党一家独大，并危及皇权权威，政治上既要清誉又要利益，白莲花都他们当了，自然所有黑脸的戏份由你皇帝独自消受了。在利益面前没有是非对错，当你为一个利益群体扫平所有障碍后，他会迅速变成一个魔鬼。崇祯不会明白，为什么他殚精竭虑却江河日下，为什么他勤俭节约却贪官遍地，为什么他能君王死社稷却缺少以死报国的将领。我猜想，在他心中肯定有以下这些可笑的执念：认为读书人就应该以实现圣贤治世之道为最高目标，追逐利益都是可耻的；认为武将的最高理想就应该是马革裹尸还，就算皇帝指你往死路走也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的所有都是皇帝的恩赐，如果皇帝什么时候拿回去也要欣然接受。当他发现他的臣民没有一个有他想象中的高尚情操时，他竟然像发脾气的孩童一样横蛮的要求世界如他所愿。没有任何一个有为之君会像崇祯一样天真，所谓圣贤之道所谓君子节操只是封建教化的表象说辞，遮盖住人性难以启齿的的地方而已。人类社会的原生动力，从来都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一言以蔽之。古今中外我再举两个党争的例子，看看合格的政治手腕是怎样操作的。宋仁宗时期天下太平，帝国核心区域四十二年不识兵戈，人口数、户籍数上涨到历史以来的巅峰，四大发明有其三出自仁宗期间。但暗流涌动，台谏争端不断，欧阳修甚至写出了著名的《朋党论》，仁宗一招臭棋可能就会葬送大好江山。纵观仁宗在位期间，派系争端不断但从未影响行政效率，斗争再激烈最多就是流放外任，宰相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派或一个集团能独大，但帝国运转一点影响也没有，外能守边内能收民心。更绝的是，无论是高升还是外放的官员，无一不对仁宗忠心耿耿，感激涕零，仁宗死时中外臣民莫不痛苦，时人言道“天子诸事不会，就会做官家”。终仁宗一朝，没有哪一个臣子最后被定义为奸臣，深思一层，难道不是托仁宗的福吗？政治手腕如此，表面虽柔弱，但四夷不可侵也。另外一个例子请看隔壁泰国刚死不久的普密蓬大帝。普密蓬在位70年，期间经历军方和政府激烈冲突而导致的政变19次之多，其权威仍然岿然不到，真天人也。政变的导火索一般都是由于政府受民意所迫要把军队的特权革除而起，发展成军方为维护特权而不惜发动政变宣布接管政府，这期间往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到要收拾残局的时候普密蓬大帝就粉墨登场了，先是呵斥双方胡闹不顾百姓死活，然后要求双方和解，匍匐跪倒在大帝脚下的双方头领很配合地领旨谢恩，最后军方还政于政府，政府的相关改革不了了之。70年都是这个套路屡试不爽，甚至大帝的威望在每次政变和解后都得以提升，政变后泰国人民无不感念“只有大帝能救泰国”。在这么一个举国贫穷，人妖遍地，而拥有全世界最富有皇室的国家，普密蓬大帝还能俘获民心，受万民敬仰，其政治手腕只能让我等叹服。编辑于 20171225?赞同 14??2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宁彩橙普通青年9 人赞同了该回答所谓党争，就是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这争权夺利，不是一人一门之事，更是牵连数以千计的人员，以及后世子孙的仕途空间。所以必惨烈无比。宋明地党争：“一派如是跌下，不但当事人罢官贬职，连带一大群人。更是祸及子孙，以后子孙都难以在仕途上有大地发展，这争。就不以一人一心而改变，而缓和了。”宋的党争，断送了变法。并且延续到南宋。祸端百年。明后期，东林党与浙齐楚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的纷争，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无论举什么为国为民大义凌然地牌子，其实上就是为同党，为后世子孙，争夺仕途空间。这从日后东林党控制南方科举，非东林党人难以中举，就可以清晰的表现出来了。天启初年东林党全面胜利后有过一次短暂的众正盈朝，知道众正盈朝是什么意思么？可以说满朝重要官职皆东林。逼得浙齐楚余党投靠他们最看不起的太监，并引发皇帝的警惕，使阉党得势，东林遭到魏忠贤的集体杀戮，殃及边将，如熊廷弼等，各地书院被毁。宋以后到明末，士大夫群体遭受惨烈之迫害，无出东林党人之右。没有皇帝支持和浙齐楚余党的推波助澜，魏忠贤一个太监凭什么？什么为国为民大义凌然，这实是可笑之极。一旦党争，就是争夺生存空间，在最宽容的宋朝，这失败，也要祸及数代子孙。这是何等惨烈？那容得几分仁慈和大义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