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应该没有人喜欢当亡国奴，晋商也一样。
    但晋商和东林党在客观上，狠狠的推了大明一把，把大明推入了万丈深渊。
    东林党要求在关外增兵，巩固开拓关宁锦防线，不让孙承宗多年的努力成为泡影。
    阉党觉得除留下便于据守的宁远城和觉华岛，尽数撤走关外大军，以缩减军费开支。
    韦宝的防御思路与阉党其实是一致的。
    但韦宝不赞成全部撤走，韦宝的思路是山海关守军五万，蓟州两万，关外三万，重点防御几个城堡。
    事实上，现在的蓟辽防务就是按照韦宝的思路执行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魏忠贤似乎觉得十万人还多了。
    韦宝明白魏忠贤是怎么想的。
    魏忠贤其实知道韦宝完全控制了山海关的兵马，甚至可以说，山海关的驻军，已经沦为了韦宝的私家军队。
    这一点很难改变。
    与其如此，不如进一步撤军！
    把关外的三万大军也一并砍掉，等于将辽东防务一起打包给韦宝和吴襄管了，朝廷基本上不管了，每年七万大军的军费，大明朝廷还是负担的起的。
    所以，东林党是无脑极左思想，站着说话不腰疼，只会空谈。
    阉党是极右思想，撤军撤的有点离谱了。
    只有韦宝的思路是靠谱的，取中间值，用有限的兵力防御，与建奴拼消耗，打持久战，拉锯战，不再投入，也不再缩减。
    关宁锦防线其实在韦宝看来，很鸡肋，在天启时可能有用，崇祯时完全无用。
    因为这就不是一条防线，孙承宗提出在辽西修建堡垒群，是用来进攻的，目的是缩短后勤线，一步步往前挤压。
    他自己给天启的奏疏里讲得明明白白，后来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弹劾孙承宗时也讲得很清楚：“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
    这段话在说的就是孙承宗的战略目标。
    如果孙承宗修堡垒就是用来防守，李鲁生也就不会这么弹劾他了。
    说白了，孙承宗就是告诉大家要修城往前打，结果打不出去，十几万人天天在前线花钱，完全背离了孙承宗当初对朝廷的承诺。
    孙承宗的战略走样了，把进攻搞成了防守。
    孙承宗此战略可行的前提有三个，第一，明朝在辽西必须有足够可用的野战部队，军队有能力进攻；第二，西翼必须笼络住蒙古，必须让蒙古人亲明；第三，东翼必须有力量袭扰后金，登莱水师，东江，最好朝鲜也能配合。
    孙承宗在天启朝提出这一战略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基本成立，第一个条件不成立，所以说可能有用。
    但用处不大，劳民伤财，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韦宝其实一直与孙承宗的军事观点不契合，甚至有无法调和的矛盾。
    孙承宗上任后花了大量时间组织军队练兵，但局势的日益恶化打破了他的幻想。
    明朝已无能力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可与后金野战抗衡的可用之兵，孙承宗这时才发现辽西的水很深，同时也意识到了朝廷的财政问题，拼命地辞职要走人。
    去职后的孙承宗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反对修建锦州。
    其实，在孙承宗回到老家之前，已经被韦宝的能力和实力征服了，认可了韦宝的防御策略。
    在原本的历史中，十三年后到辽西调研的洪承畴也反对在锦州大兴土木。
    韦宝、洪承畴、孙承宗都看到了在缺乏野战精兵和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在锦州囤积重兵有多么的危险。
    所以关宁锦防线，在该战略的提出者眼里，就不是防线，是用来进攻的跳板。
    一旦不能进攻，它的作用就失去了。
    用于防守，就像李鲁生说的，只能“坐地自困”。历史的结局也验证了这四个字，几百年后的辽沈战役，也在锦州城验证了这四个字。
    到了崇祯朝，随着皇太极在西翼搞定蒙古，在东翼搞定朝鲜，明朝又自断东江，另两个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随后就是清军绕过关宁锦防线的五次入关。
    此时战略态势已完全不同，清军打通了两翼，处于非常强劲的进攻态势，对辽西形成了钳形攻势，辽西成了绝佳的围点打援之地。
    明朝的最佳选择是优先保卫关内的京畿安全，重中之重是加强蓟州、山海关防线，即使清军来攻，在家门口自己的主场决战，后勤和援军都有保障，也比远在锦州的胜算要大。
    魏忠贤在这一点上，头脑思路是很清晰的，与韦宝不谋而合。
    还死抱着锦州，实质是陷入了“衔尾蛇困局”，如此一来，松锦之战被吃掉六万精锐的结果是必然会发生的。
    实际上崇祯对此也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和大臣讨论过要不要收缩，军队将领和兵部文官也多次有人上疏提出放弃锦州转而加强蓟州防御。
    至于为什么这个决策始终没有做出来，有个词叫“沉没成本”，投入巨大，尾大不掉，围绕辽西在边军和朝堂已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
    从崇祯优柔寡断的皇帝生涯看，崇祯就不是一个有睿识的君主。
    在韦宝看来，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的水平是有的，至少完爆崇祯。
    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可能天赋比不上他爷爷万历，万历是懒但水平高得很。
    但朱由校比他弟弟崇祯高了不知道几个段位。
    朱由校从十六岁当上皇帝，在位短短七年就能把那个糊涂爹泰昌一个月就砸坏的摊子给重新支起来，已经殊为不易。
    朱由校在大方向上有主见，对军事问题不外行，对关外情况非常了解，对解决后金问题很有耐心；懂权力制衡之道。
    《熹宗实录》看下来，会发现他和他爷爷一样，抓大放小、拉一派打一派也算有一套。
    具体评价天启得分两个阶段，刚登基时东林众正盈朝，天启不仅被忽悠而冤枉了熊廷弼，关外还因东林大草包袁应泰的上任而连丢两阳，直至东林大佬叶向高的得意弟子王化贞丢失辽东的最后一座重镇广宁，明朝彻底失去辽东，可以说情势糜烂。
    然后天启关门放狗，清洗内政，宁锦之战后辽西也开始收缩，后金虽拿下了广宁，但后勤和兵力的短板使其一时间无力深入辽西走廊长期作战，追击广宁溃军时便因“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
    充分表明了当时后金军如沿途无可抢之粮用于补给，便很难独自支撑几万人的长距离行军作战，在后勤距离上有着致命的短板。
    于是，明朝开始重回熊廷弼正面收缩拉长后金补给线、两翼钳制压缩后金战略空间、后方袭扰破坏后金统治秩序的正确策略。
    宁远之战时高第要求前线明军将锦右的人和粮全部“归并宁远”的命令，正是这一策略在正面的体现。
    如果不了解这一策略的背景和后金的作战特点，就很难明白为什么王在晋、高第、王之臣连续几任经略，甚至是从蓟辽督师位置上卸任的孙承宗都主张放弃锦右地区，因为这是用惨重代价换来的血的教训。
    幸运的是，天启在宁锦之战后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把那位“兵法有进无退”的军事家赶回了家。
    天启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为了应对东林挑起的失控的党争，放出魏忠贤咬人时自己对局面也有所失控，魏忠贤下手太狠，手段残酷的同时亦牵连过广。
    比如杨涟，虽然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显得心胸狭隘、且影射了宫内之事而政治上极不成熟，但作为泰昌的托孤之臣，这个人的忠诚和清廉毋庸置疑，他既是东林可也是立场坚定的帝党，其品行操守比左光斗及后来的韩、钱等人不知高到哪儿去了，所以罢官流放或者关几年怎么都行，无论如何都是万万杀不得的。
    这叫政治斗争扩大化。
    和万历比起来，天启在这方面要稚嫩很多。
    最后，如果说万历死得太不是时候，那么天启就是死得太早。
    这爷孙俩随便一位晚死五年，后金都崩了。
    因为他俩死的那一年，后金都在明朝几经折腾才形成的正确战略的压制下，开始陷入极大的困境。
    万历末，熊廷弼稳住了局势，沈阳固若金汤的同时，正面防守侧翼袭扰，在周边渐次挤压后金的生存空间，逐步集结关内精锐客军伺机进逼，努尔哈赤一点机会没有。
    结果万历一死，熊廷弼被搞下去，不但两阳丢了，几万精锐客军也一波送掉，明朝丧失解决后金最好的机会。
    天启末，明朝收缩至宁远在辽西坚壁清野实施三方布置，后金无粮陷入饥荒，史载“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
    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不出三年，后金必内乱。
    这时候天启死了崇祯上台，前线总指挥换人，开始“送”粮食，“帮”皇太极解决了继承汗位之初的最大危机。
    总体而言，万历末和天启末的明朝都恢复和保持了对后金的战略攻势。但是这两位一死，人亡政息，当后金在崇祯二年利用皇帝的用人失误成功地打破明朝两翼的牵制力量时，意味着双方的战略态势逆转。
    从此后金成为了战略攻势的那一方，后方没有压力，可以毫无顾忌地收拾蒙古、征服朝鲜、破口入关劫掠了。
    和后面他弟弟崇祯这位小事较真、大事糊涂的继任者相比，天启已经是很合格的皇帝了。
    天启皇帝上台初期就几次召集廷臣集议方略，最终决定了固守辽西的策略，而固守辽西的关键就是广宁。
    当时熊廷弼先前提出的“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主，在这里重点设防，部署了精锐的步骑兵；然后以山海关为策应之地，屯驻重兵，设置经略，节制三方。
    在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策应，从海上进行牵制，乘虚进入辽南沿海地区，攻击女真的侧背。
    这实际上是熊廷弼一贯坚守防御的战略，他的思路是“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在开铁溃败后接手烂摊子的熊廷弼力主对后金采取守势，整顿防务，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熊廷弼的坚守防御战略，使得后金无法发挥自己作战的优势。后来袁崇焕搞的凭坚城用大炮策略就是吸取了这一战略的积极因素。
    为了配合熊廷弼，天启皇帝和北京的廷臣们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经略辽东等处军务，驻山海关。
    偏偏又任命了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事务，治广宁，受经略节制。
    一番布置之后，还是能看出来此时的明廷仍具有相当的战略布局能力。
    朝廷多方筹措之下，给熊廷弼带来了二十六万的兵力，加上原有的士兵，接近熊廷弼需求的30万。
    其中在广宁就驻扎了12万人，所以这个时候驻守的广宁的巡抚王化贞的角色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因为辽东巡抚是挂赞理军务的。
    这个时候的明廷财政已经相当吃紧，国库空虚，于是就加征地亩银，并将两淮、两浙岁入824060余两白银由各边真“自运自催”解用。
    其他诸如战马、粮草、兵器、甲杖等所需要的数量，都按照熊廷弼提报的数量来准备发放。
    此外，硝黄火药、解至广宁的就有214060斤。
    总理户、兵部、工部的王在晋后来讥讽熊廷弼说：“彼时经臣如骄子，无求不遂”，天启皇帝和大臣们对熊廷弼的信任与支持在这个时候是无以复加的。
    临出发前，天启皇帝给了他一道敕书，这是一道新敕书，按惯例，督抚就任以后，要么给旨“依原敕照行”，要么重新给个新的。
    熊拿到的这道，牛叉到底，因为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从京营里面给熊精心挑选了5000名士兵和6000匹战马，护送熊上任。
    皇帝让大臣们在城外送行，并且赐宴，这种特殊的荣誉十分罕见，也表明天启皇帝对辽东局势的高度重视。
    这番布置时，辽左的局势已经不容乐观，努尔哈赤丝毫不掩饰自己想要继续进兵广宁的意图，虽然期间被汉民暴动耽误了时间，但是洒在前线的哨探夜不收们不断往后方传递同一个消息：老奴要来打广宁。
    结果熊廷弼和王化贞两个人搞翻脸了。
    熊廷弼和王为什么原因翻脸。
    王化贞作为辽东巡抚赞理军务，前线的最高指挥官。
    王化贞是主张出城野战硬钢，钢正面的，说不打就没有守的条件。
    老熊一听就懵了，感觉被朝廷戏耍了，给自己派这么个玩意来搭档。
    熊廷弼说：守就是为了战，现在连番失利，人饥马疲，连防守都十分困难，人心又惊疑不定，你凭什么出去跟女真打正面。
    王化贞：就是因为这样，守城的条件差点，老子的策略是以战代守。
    熊廷弼：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整体局势这么差，转输粮草都那么困难，既然你要硬肛，就应该考虑如何保证粮食供应的问题。
    王化贞：我的兵马一旦渡过辽河，海州囤积的粮食那还不都是我的？呵呵。
    熊廷弼：就算你过了河，也要考虑到如何防守女真兵的攻击，假如出现了危险的情况，应该如何支援。
    王化贞：等我攻下牛庄，那里的人一定会响应我，肯定会有人抓住叛将来投降我，担心个什么。
    王化贞这个人刚愎自用，向来不懂军事，还喜欢吹牛。他甚至独出心裁的提出要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找察哈尔部林丹汗借兵四十万，实行内外夹攻之术。这种荒唐可笑的策略，他还真的实施了，多次派人去招抚李永芳。
    结果反被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的心腹部将孙得功。
    孙得功此时也是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摊上这么个智商的上级，还不如投降了事。
    王化贞把饷银用来施行他的结连西蒙古策略，却不给在前线时刻准备作战的士兵，而且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催促士兵们出城列阵，等到士兵们都出了城，却看不到所谓的察哈尔部士兵来支援。
    天启元年七月，王化贞派遣毛文龙袭击了镇江，然后立马新报告到朝廷，大吹大擂，搞得一脸懵的大臣们都认为是炸天的胜利，于是兵部开始催促熊廷弼赶紧带兵出山海关，去支援老王。
    没办法的熊廷弼只能率军驻扎到距离广宁120里的右屯卫，然后也开始写报告：“按照我的策略，所有的布置还没有全部落实，王化贞太急躁了，搞得女真疯狂报复，屠戮了四卫的百姓，那些准备响应朝廷的义军之心都被丧失殆尽，你们居然还听他吹的奇功？”
    经抚不和，两人越吵越凶，越凶越吵，开会的时候边将们都同意熊廷弼的主张。
    王化贞就跟他吵，吵急眼，熊廷弼就写报告撅王化贞。
    王化贞跟朝廷许诺，秋天吃饼之前，你们在家里躺着听老子的捷报吧。
    结果一年的时间里，王化贞五次进兵，没有一次成功。
    熊廷弼写报告说：“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
    王化贞听说以后，吹了一个超级大的牛，给我六万兵，老子一举荡平后金，要求皇帝下旨，让所有的士兵都听他的命令，这句话说完不到一个月，王化贞就丢失了广宁，差点被后金把他自己都俘虏了。
    两人矛盾尖锐，下面的将士茫然失措，不知道听谁的好。
    熊廷弼的性格很刚强，自信，还喜欢骂人，从来不把权贵放在眼里。
    兵部尚书张鹤鸣跟他闹翻脸，张鹤鸣因此就极力支持王化贞，只要是王化贞所奏请，没有不同意的。
    熊廷弼说是经略，应该节制地方，张鹤鸣竟然擅自指令。
    之前张鹤鸣催促熊廷弼出关，熊廷弼怼了他：老子手上没有兵，出关不是动摇军心么？
    毛文龙奇袭镇江后，张鹤鸣也鼓吹立刻主动与女真交战，熊廷弼下令：“敢战渡河者斩”。
    熊王之争，将大半个朝堂都卷了进去，当时阉党得势，熊廷弼这性格得不到阉党的青睐，而朝堂里叶向高执政，他是王化贞的“座师”，于是很自然的倾向于王化贞。
    熊廷弼既得不到阉党的喜爱，也得不到文官叶向高的喜爱。
    这些矛盾，天启皇帝和廷臣也多次调停，甚至训斥，但是越闹越大，乃至于最后开会讨论，张鹤鸣主持工作，共有八十多人参加，就经抚的去留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皇帝裁决。
    大臣们总共提交了十五六种方案，意见根本不统一，只有徐扬先一个人明确表示将王化贞调到登莱，跟那里的巡抚互换。
    皇帝下旨兵部和吏部共同讨论，经抚留一人，专门负责辽事。两个部门讨论结束后，意见是留王化贞，对熊廷弼酌情推用。
    还没等到商量个结果出来，后金已经大举发动进攻。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进攻广宁的准备，五万多名女真士兵分成三路前进。
    正月二十清晨，努尔哈赤的士兵渡过，王化贞部署在这里的士兵一看密密麻麻的后金士兵，立即掉头就跑，后金的骑兵一直追到西平堡。
    就在后金往辽河东岸集结兵力的时候，王化贞为了实现他的战略，也在调兵遣将，部署兵马。
    王化贞认为老奴根本不敢渡河，甚至还打算让部将罗万言过河诱敌，但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被将领们否定。
    熊廷弼一开始就提出了“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的防御策略，坚持固守广宁、集中兵力于一处。依靠防御的堡垒互相支援，不要分兵。
    后金军花了巨大的代价攻克了西平堡，这时在右屯的熊廷弼，立即发令箭给王化贞要他支援西平，王化贞将镇武城的兵力都调走，还听了已经叛变的孙得功提议，将广宁的士兵都派出去。
    孙得功在战场上大喊兵败了，兵败了，使得明军哗然溃败，逃回城里的孙得功四处散播谣言，甚至封闭了府库和火药库。
    正月二十二日，参将汪朝栋护着毫不知情的王化贞逃离广宁城。
    孙得功这个汉奸后来被老奴的儿子莽古尔泰弄死了，也算了得其所归。
    叛将孙得功为奴酋第五子所杀歹青下达子复杀第五子经略王在晋奏闻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广宁城。
    广宁败后，举朝震动，当时最紧迫事情是迅速派遣重臣到前线稳定局势。
    害怕被追究责任的张鹤鸣自请督师，在山海关拖了短时间后，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大气的天启皇帝甚至又发帑金三十万给张鹤鸣，哪知道张鹤鸣如此不堪。
    张鹤鸣在崇祯八年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抓住，砍了脑壳子，虽然胆子小，喜欢搞权谋，侵迫大臣，好歹没有失去节操，算是他身上优点之一。
    接着皇帝任命了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结果他顾虑重重，三番四次上疏请辞，拒不受命，最后被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原文是：新升辽东经略解经邦三锍力辞重任，上以经邦托词避难，甚失臣谊，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整个朝廷上下，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辽东经略。
    三月初八，王在晋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
    讥讽过熊廷弼的王在晋自己琢磨了一下，觉得这活不能干，也打报告说干不了，皇帝给个回复，赶紧去上任。
    考虑了一下后果之后，王在晋就不敢再推辞了。
    山海关是处于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必经之路，明代人对它的评价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
    明与后金在东北地区开战以来，山海关是辽东的总指挥部和战略后备，因为这里是积聚兵马、储备粮食军器的地方。
    王化贞丢失广宁之后，一时间辽西七百里俱为异域，全辽丧尽，山海之外，奴虏充斥。
    在王在晋被任命为经略的这个三月份，熹宗实录记载了这段话：命户部发银二千两著山海关监军佥事袁崇焕募兵；山海关此时是直接暴露在后金的面前，但是攻占了广宁后的后金军队追到宁远就撤回了，后金的兵力单薄，并不敢分兵驻扎各处，于是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这块狭长的地方，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
    明军的夜不收与后金军的游骑在这一带相互出没，追逐厮杀。
    到了天启二年底，比较务实的天启皇帝和廷臣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山西、四川、湖广、山东、河北等地的募兵，年底时已经有士兵79869人，战马12760匹，这个战马数量很容易被忽视过去，实录上面原本就有记载，山海关这块原本就有战马三万多匹，这12760应该是增加补充过去的。
    到了天启五年的时候，山海关一带的驻守兵力达到117086人，马匹有59500匹，囤积的粮草、军器、火药、甲杖等都是量大充足，此等实力是后金所无法比拟的。
    老奴后期占领区内起义不断，加上物资短缺，问题也多得很。
    短时间内，稳定住了山海关的局势后，朝廷的大臣们又开始开会讨论了：山海关应该怎么防守，如何布置兵力，战守的策略是什么？
    经略王在晋跟王化贞一样，也不懂军事，同样也超级自信，也爱夸夸其谈。他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写了本《三朝辽事实录》。他把自己写的奏疏和对时事的评论都收录到了这里。
    孙承宗说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
    因为王在晋跟王化贞这两个老王，都有个共同的坏毛病，就是谁跟他意见不同，老子就要搞你人。
    王在晋说：防守山海关必须在关外有城堡作为藩篱，有营屯作为犄角，有烽堠来严密监控，派遣哨探夜不收来打探传递情报，关外当前还算是我们的地盘，可以从容布置。又说：“加入乘着这个时候虏骑还没有主动侵犯，率领士兵迅疾出关，收复广宁、前屯，等待机会，逐步收复失地，那这可是名传百年的大功啊！”
    他还斥责前线的将领们：“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缩头缩脑的，把江山土地轻易的抛弃，风声鹤唳，还没看到敌人就吓个半死”。
    等到廷臣都推荐他去做经略的时候，王在晋整个人都懵了，大臣们都说王在晋平时对辽事的观点很犀利中肯，言辞间也慷慨勇敢，所以一路做到添设的兵部侍郎，作为辽东经略的后备队，这下好了。
    王在晋知道自己只能夸夸其谈，哪里是当蓟辽督师的水平，写报告不想去上任：山海关没什么可守的；想要靠士兵们，可是士兵们靠不住啊，想要靠人心，可是人心也靠不住，这地方也无险可守，总之这活我干不了。
    一开始他说了山海关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应该怎么布置防守，现在咋说了：山海关的关防不过是给军民、商旅出入的用途而已，左边是山，右边是海，不过是郡邑的城郭，这会辽阳、沈阳、开原、铁岭、广宁这样的重镇都被敌人占去了，一个山海关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在晋甚至毫不隐晦的说：“假如放我回家，就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看到王在晋前后如此反差，御史们回过劲来了，陈宝泰怀疑的说道：“打仗的事情，王在晋能不能搞定？建牙开署，穿戴者御赐的蟒袍玉带，还有尚方宝剑，搞不好连逃兵都吓不住，还能指望这家伙能吓退奴酋么？”
    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启程到山海关，就任半个月以后，就提出了“拒奴抚虏，堵隘守官”的策略。
    抚虏就是跟袁应泰、王化贞那样，拿银子去收买蒙古；他想利用蒙古人去偷袭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收复广宁用处也不大，根本守不住，不过在山海关外再盖一座防御的关城。
    王在晋计划修筑一道三十里长的关城，让关外有关，墙外有墙，囊括了一片石、角山、欢喜岭等要地，计划派遣40000名士兵驻守，工程总造价百万两白银。
    熹宗这会挺大方的，先发帑金二十万两，其余陆续再给。
    然后袁崇焕和孙元化两个人不同意，袁崇焕挺社会，还给首辅大学士叶向高写信表达自己的意见。
    叶向高说离这么远，我也搞不清楚你们谁对谁错。
    大学士孙承宗说那这样吧，我去趟山海关看看情况，然后再说。
    孙承宗是帝师，不爱学习的天启皇帝可喜欢听孙承宗上课了，孙承宗每次给皇帝上完课，天启都好开心。
    孙承宗在天启元年被大臣们推举为兵部侍郎，负责辽东的军事，可是皇帝舍不得离开他，一直等到广宁失守后，才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辽事。
    这时孙承宗是具体掌兵部事务的，并不是挂兵部尚书衔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在兵部主事鹿善继的陪同下到达了山海关，跟王在晋两个人就防御问题展开辩论。
    孙承宗：给你钱让你盖新城，是把原来放手山海关的兵力当中抽调过去4万人么？
    王在晋：不，另外派兵。
    孙承宗：好，那么在八里范围内，就有守军八万人，一片石西北就不要驻守重兵了么？你在这里筑城，新城的背后就是旧城，里面还埋了不少地雷，是给敌人埋的还是给新城的守军埋的？新城如果能守，那还要旧城干啥？如果新城不能守，这4万士兵跑到旧城下，是开关放行呢还是闭关不管他们死活？
    王在晋：关外有三道关，可以放他们进关的。
    孙承宗：好，就照你说的，敌人来了，士兵们还像以前一样逃跑，那盖新城有啥用？
    王在晋：那我准备在附近的山上建造三座军寨，用来接引溃兵。
    孙承宗：士兵们还没打仗，你就要盖军寨等他们跑路，你这不是教他们打仗的时候就跑路？而且溃兵能入关，敌人就不能尾随进来了？现在不考虑如何收复失地，却考虑这些破事，你这样搞，我们在京师都感到不安全。
    王在晋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孙承宗把袁崇焕写的奏疏拿给王在晋看，王在晋看完了脸色当场就变了。
    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防守问题，监军阎鸣泰主张防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张防守宁远卫。
    孙承宗带着大家出关观察形势，顿时觉得宁远卫是山海关天然的“新城”，觉得依靠宁远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孙承宗态度鲜明的支持袁崇焕修建宁远城。
    回到北京以后的孙承宗写了观察报告，几天后乘着给天启皇帝上课的时候，说了句：“王在晋靠不住”。
    天启皇帝就把王在晋调到南京做南京兵部尚书，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八月份，王在晋被免职后，孙承宗自请为经略，天启皇帝哪有不同意的，孙承宗又推荐阎鸣泰做辽东巡抚。
    九月二日，到任后的孙承宗干了几件事，总兵江应诏梳理兵制；袁崇焕修营房；总兵李秉诚督造火器；广宁兵备道万有孚伐木；司务孙元化建造炮台；游击祖大寿驻扎觉华岛，负责粮饷与器械供应。
    到任之后的孙承宗把防务部署的井井有条，最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是，他与袁崇焕构建了一条把宁远、锦州与山海关串联在一起的宁锦防线。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八，袁崇焕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
    王在晋到任之后，派遣袁崇焕移驻中前所，那里聚集了很多逃亡的百姓，急需安置。
    袁崇焕独自一人穿过荒野，还是走夜路，天亮之前进了城，士兵们都震惊他的胆量。
    王在晋也因此奏请将袁崇焕提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觉得王在晋的战守策略与他的观点向左，两人争执了几次。
    宁远在嘉靖四十三年的时候重修了一次，下辖二所、155座边台，驻屯官兵有6814名。
    但是那会宁远的战略地位不高，开铁、辽沈至广宁之后，宁远城的战略地位就显露了出来。
    孙承宗派遣祖大寿修补宁远城不久后，阎鸣泰被弹劾去职，换了一个胆小怯弱的张凤翼，这家伙跟孙承宗不和。
    为了实现战略规划，孙承宗加速修筑城堡，派军驻守，屯田垦荒，然后又大力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协助军需。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关外形式大大改变。
    天启三年九月八日，孙承宗出山海关，东巡三百里，到达宁远杏山附近，召集众将讨论防御问题，结果大多数人同意张凤翼的坚守关内策略，只有袁崇焕坚持守宁远。
    孙承宗力排众议决定了守宁远为定策。
    于是袁崇焕重新设计，并于天启四年完工，宁远城遂成为关外一个重镇。
    而此时平静了朝廷对于以宁远卫门户的策略议论纷纷，尤其是张凤翼极力反对，他说：“朝廷就是放弃整个辽东，也依然幅员辽阔，你们看大宁、河套都已经放弃，但是对国家有伤害么？现在整个天下都没有一个人打算光复全辽，孙承宗一个人就能恢复么？”
    甚至还说：“枢辅想把我放在宁前这块荒凉的边塞，这是要杀了我啊！”他怕的要命，还把妻子送回了老家。
    朝廷围绕山海关与宁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孙承宗与袁崇焕的坚持，天启皇帝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
    天启五年，孙承宗与袁崇焕商议，分别派遣大将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一来宁远的防御线又向前推进了二百多里，成了“内地”。
    不是明朝没有能人，孙承宗经略辽东四年，重用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官员，边关的防御固若金汤，人心安定，大大扭转了原先广宁失守后的颓败局势，整体形势趋于利好。
    后金这几年没有发动新的攻势，明朝内部的斗争却越演越烈。
    把持了权柄的魏忠贤派遣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运送了一批军用物资与金银前往山海关劳军。
    在巡视途中的孙承宗立马给皇帝上书“中使观兵，自古有戒”。
    刘朝等人到了以后，孙承宗仅仅用茶水招待。
    刘朝按照魏忠贤的要求，在这次劳军之行中极力的拉拢孙承宗，但是孙承宗却对他不屑一顾，这让“英明”的九千岁十分痛恨。
    孙承宗琢磨自己的奏章皇帝未必看到，正好出巡到了蓟州、昌平一带，就想着乘庆贺天启皇帝生日的机会回京面奏。
    于是孙承宗先给皇帝写了一份请示的奏疏，表达自己想要回京的意愿。
    结果被魏忠贤的党羽知道了，他们跑去造谣说：孙承宗拥兵数万，要回京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就是他们的内应，您马上就要被他们砍成碎片了。
    吓得六神无主的魏忠贤立即跑到天启皇帝面前哭泣，天启皇帝下旨安慰了下孙承宗，然后严令他无旨不得离开防区。
    当天夜里魏忠贤下令打开宫门，召集兵部尚书入宫，并且发三道飞骑阻止孙承宗入京，甚至假传圣旨，说孙承宗一旦敢进京，当即弄死他。
    孙承宗接到三道飞骑，迫不得已返回了关内。
    促使孙承宗下台的事件是天启五年八月的柳河战役，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从后金讨回来的生员刘伯漒的话，派遣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等人率军渡过柳河，袭击耀州。因为用渔船往返运兵，载重量小，渡河经过四个昼夜被后金哨骑发现，埋伏了重兵，半夜袭击渡河的明军，把明军杀的大败。
    这一仗明军阵亡四百多人，鲁、李二人也阵亡，损失战马670匹，以及大量的甲胄军资。
    这场小规模的战斗被阉党抓住机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
    孙承宗两次上疏“乞罢”，都被天启皇帝“慰留”。
    阉党不甘心，再次利用柳河大败来排挤孙承宗，甚至要把党羽高第推上兵部尚书的职务。
    高第不傻，他心里清楚，只要干了兵部尚书，按照惯例就要做经略上前线，他害怕做兵部尚书，在魏忠贤面前“叩头乞免”。
    魏忠贤没有理睬他，高第因此“日夜忧泣”。
    十月十五日，朝廷正式任命高第以原官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高第不敢推辞，不情不愿的接受了这个职务。
    十五日，朝廷同意孙承宗回籍养病的请求。
    一直到这里，韦宝的穿越重生，都是对历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
    唯一的影响就是韦宝裁撤了关外十多万大军，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将山海关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并且全数换成了宝军。